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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据记载，在汗位虚悬的关键时刻，代善的长子岳托和第三子萨哈廉两兄弟一同来到父亲代善的府邸，向父亲建议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指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对此建议的态度是，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第二天，当诸贝勒大臣集会时，代善即将此议告诉了同是大贝勒的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众人皆无异议，于是“合词”请求太宗即位，太宗在推辞再三之后“从之”。其实，太宗即位的背景并不是如官方史料记载的这样简单。皇太极是太祖第八子，为第三位大妃叶赫纳喇氏所生，亦属嫡出。在“四大贝勒”中，其年龄最幼，但威望颇高，其不仅“勇力绝伦，颇有战功，所领将率皆精锐”，而且在诸贝勒中有“仅识字云”之谓，即文化素养最高。在谋取汗位的过程中，太宗一直是不甘寂寞的。如果说在反对褚英的斗争中他还是个配角的话，那么代善作为太子而被废则与其有直接的关系。前文提及的在界藩城发生过太祖小妾揭发代善与大妃有暧昧关系一案，即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有争立之心的皇太极在“背后捣鬼”指使小妾所为。
迁都辽阳后，太宗的争位活动愈演愈烈，朝鲜史料中记载说，太宗“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太祖从弟阿敦曾偷偷告诉代善说，皇太极等“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代善便跑到太祖跟前哭诉，太祖召三大贝勒询问，3人“自言无此语”，最后以将阿敦拴上铁锁监禁在高墙的房中结案。鉴于此，太祖遂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诸王子侄告天发誓，不许子孙“开杀戮之端”。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在争位中已取得了优势，而代善的长处则在于其能够审时度势，经过沧桑世事的磨练，其心事笃定，已不再觊觎汗位，因而才有了前文中代善力挺太宗即位的一幕。
是故资历最高的大贝勒代善因“拥戴”之功，极大地弥合了与太宗在争位期间的情感裂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兄弟间不仅相安无事，而且相处融洽。如天聪年间，每至年节，太宗总是要率诸贝勒等至长兄代善之府，亲自登门致以节日的祝贺，有时还会相互酬答宴请。
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二日，太宗设宴款待代善与莽古尔泰。当两人应召而至时，太宗亲自迎出清宁宫宫门之外，而且请“两贝勒先进”。入座时，太宗让代善居中而坐，“代善以越分辞”，请太宗“中坐”，太宗说，“出殿而坐，朝仪也；兹居宫，行家庭礼，兄当中坐”。太宗虽一再相让，但代善“固辞”。最后是一榻之上，太宗与代善同坐左右。当中宫福晋哲哲及众福晋以元旦礼拜代善时，太宗则离开座位站在一旁，代善不明其故，太宗解释说，我是这一家之主。妻妾拜兄之时，不宜同坐。开宴后，太宗欲离座亲手执爵向代善进酒，“代善辞”，太宗即“于榻上跪，执玉斝以奉代善，代善跪受，少饮，转与莽古尔泰，饮毕，上以金卮自饮”。宴席之上，太宗“酌代善者三，酌莽古尔泰者一”，同时又令出席筵宴的诸贝勒“递相进酒”，本来太宗与代善平素都不善饮酒，但这一次却是“互相酬酢，皆酡颜”，即相互敬酒畅饮，喝得面红耳赤，十分尽兴。宴毕，太宗又“以御用黑狐帽、貂裘、貂褂、金鞓带、靴赐代善；以御用貂裘赐莽古尔泰，两贝勒遂服所赐衣出”，太宗特来至凤凰楼下，不让两人称谢，然后又亲送出大清门，待两人骑马而去方才入宫。四天后即初六日，大贝勒代善即以新年请太宗“幸其第，大设筵宴”，前文已说过太宗“素不多饮，凡遇宴，止饮少许”。这一日，因为代善一个劲地劝酒，也“进爵多次”。席间，代善又“以车驾临幸”，特献鞍马2匹，空马1匹，参加宴会的贝勒岳托、硕托、萨哈廉也各献上马匹不等，但太宗只接受了代善所献之马。上述史实表明，代善颇知深浅，凡事以礼相待，使得两兄弟间即使有误会，也会烟消云散。
天聪四年(1630)十二月，太宗率诸贝勒等“猎于积墩地方”，大贝勒代善部下的蒙古人猛克射狍时失误以致射中了太宗“御衣”，代善“急趋上前”，既担心太宗安危，又怕太宗误会其有谋害之心，急得哭诉道，“上为众所托命，此奴误射御衣，傥及肤体，奈何？”因此，代善与岳托都要射杀猛克，反而是太宗阻止了两人。但代善为表忠心坚持要杀猛克，以致太宗不得不令额驸杨古利负责守护猛克。后，太宗认为此人确系误射，仅“鞭一百，释之”，表现出对代善的充分信任。
天聪、崇德年间，作为父亲的代善十分不幸，先后送走了4个儿子。每至此时，太宗都会尽其所能而深加抚慰。天聪五年(1631)六月，代善幼子排行第五的巴喇玛病逝，年仅24岁。代善因痛失爱子，伤心得饮食俱废。当时正值痘疹大爆发，诸贝勒都害怕被传染，“皆未临丧”。正在“避痘所”避痘的太宗闻之，当即表示要去探望兄长。代善再三遣人请求制止，但太宗还是亲自驾临了。为此，代善“候驾十里外”，因多日不曾饮食，故由两侍从“掖代善立候”。太宗至，见此情景不禁“呜咽流涕”，反而是代善安慰太宗“勿过哀”，并表示巴喇玛青年早逝，不能“效力于上”，甚为惋惜。太宗此时才止住哀伤，以太祖遗训即“宜止伤悼，勉图国政”来劝慰代善，并“亲以金卮酌酒”，请代善饮了两杯，又劝其进食，因时值盛夏，当即“手劈二瓜”让代善“食之”。
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萨哈廉病逝，太宗特“偕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成亲王岳托往浑河观渔”，以解代善之忧。崇德四年(1639)五月，代善的两个儿子岳托和马瞻率军征明均殁于军中。噩耗传来，太宗席地而坐“哭之”，代善则是“下马仆地”痛哭，良久，太宗命左右扶代善上马，且哭且行的过程中，代善再次“哭仆于马下”，太宗“立马以待”，令两人“扶掖，乘马而行”。丧礼过后，又因代善“家居痛悼”，太宗“乃偕礼亲王及诸王、贝勒、贝子、众大臣”，出德盛门，“渔于浑河，兼设大宴”，以宽慰代善。总的说来，代善确无争位之心，因此也赢得了太宗的尊重与礼遇，但这并不代表两兄弟间就没有矛盾，只是相对于兄弟情分而言，不至于伤筋动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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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据记载，在汗位虚悬的关键时刻，代善的长子岳托和第三子萨哈廉两兄弟一同来到父亲代善的府邸，向父亲建议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指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对此建议的态度是，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第二天，当诸贝勒大臣集会时，代善即将此议告诉了同是大贝勒的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众人皆无异议，于是“合词”请求太宗即位，太宗在推辞再三之后“从之”。其实，太宗即位的背景并不是如官方史料记载的这样简单。皇太极是太祖第八子，为第三位大妃叶赫纳喇氏所生，亦属嫡出。在“四大贝勒”中，其年龄最幼，但威望颇高，其不仅“勇力绝伦，颇有战功，所领将率皆精锐”，而且在诸贝勒中有“仅识字云”之谓，即文化素养最高。在谋取汗位的过程中，太宗一直是不甘寂寞的。如果说在反对褚英的斗争中他还是个配角的话，那么代善作为太子而被废则与其有直接的关系。前文提及的在界藩城发生过太祖小妾揭发代善与大妃有暧昧关系一案，即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有争立之心的皇太极在“背后捣鬼”指使小妾所为。
迁都辽阳后，太宗的争位活动愈演愈烈，朝鲜史料中记载说，太宗“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太祖从弟阿敦曾偷偷告诉代善说，皇太极等“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代善便跑到太祖跟前哭诉，太祖召三大贝勒询问，3人“自言无此语”，最后以将阿敦拴上铁锁监禁在高墙的房中结案。鉴于此，太祖遂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诸王子侄告天发誓，不许子孙“开杀戮之端”。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在争位中已取得了优势，而代善的长处则在于其能够审时度势，经过沧桑世事的磨练，其心事笃定，已不再觊觎汗位，因而才有了前文中代善力挺太宗即位的一幕。
是故资历最高的大贝勒代善因“拥戴”之功，极大地弥合了与太宗在争位期间的情感裂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兄弟间不仅相安无事，而且相处融洽。如天聪年间，每至年节，太宗总是要率诸贝勒等至长兄代善之府，亲自登门致以节日的祝贺，有时还会相互酬答宴请。
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二日，太宗设宴款待代善与莽古尔泰。当两人应召而至时，太宗亲自迎出清宁宫宫门之外，而且请“两贝勒先进”。入座时，太宗让代善居中而坐，“代善以越分辞”，请太宗“中坐”，太宗说，“出殿而坐，朝仪也；兹居宫，行家庭礼，兄当中坐”。太宗虽一再相让，但代善“固辞”。最后是一榻之上，太宗与代善同坐左右。当中宫福晋哲哲及众福晋以元旦礼拜代善时，太宗则离开座位站在一旁，代善不明其故，太宗解释说，我是这一家之主。妻妾拜兄之时，不宜同坐。开宴后，太宗欲离座亲手执爵向代善进酒，“代善辞”，太宗即“于榻上跪，执玉斝以奉代善，代善跪受，少饮，转与莽古尔泰，饮毕，上以金卮自饮”。宴席之上，太宗“酌代善者三，酌莽古尔泰者一”，同时又令出席筵宴的诸贝勒“递相进酒”，本来太宗与代善平素都不善饮酒，但这一次却是“互相酬酢，皆酡颜”，即相互敬酒畅饮，喝得面红耳赤，十分尽兴。宴毕，太宗又“以御用黑狐帽、貂裘、貂褂、金鞓带、靴赐代善；以御用貂裘赐莽古尔泰，两贝勒遂服所赐衣出”，太宗特来至凤凰楼下，不让两人称谢，然后又亲送出大清门，待两人骑马而去方才入宫。四天后即初六日，大贝勒代善即以新年请太宗“幸其第，大设筵宴”，前文已说过太宗“素不多饮，凡遇宴，止饮少许”。这一日，因为代善一个劲地劝酒，也“进爵多次”。席间，代善又“以车驾临幸”，特献鞍马2匹，空马1匹，参加宴会的贝勒岳托、硕托、萨哈廉也各献上马匹不等，但太宗只接受了代善所献之马。上述史实表明，代善颇知深浅，凡事以礼相待，使得两兄弟间即使有误会，也会烟消云散。
天聪四年(1630)十二月，太宗率诸贝勒等“猎于积墩地方”，大贝勒代善部下的蒙古人猛克射狍时失误以致射中了太宗“御衣”，代善“急趋上前”，既担心太宗安危，又怕太宗误会其有谋害之心，急得哭诉道，“上为众所托命，此奴误射御衣，傥及肤体，奈何？”因此，代善与岳托都要射杀猛克，反而是太宗阻止了两人。但代善为表忠心坚持要杀猛克，以致太宗不得不令额驸杨古利负责守护猛克。后，太宗认为此人确系误射，仅“鞭一百，释之”，表现出对代善的充分信任。
天聪、崇德年间，作为父亲的代善十分不幸，先后送走了4个儿子。每至此时，太宗都会尽其所能而深加抚慰。天聪五年(1631)六月，代善幼子排行第五的巴喇玛病逝，年仅24岁。代善因痛失爱子，伤心得饮食俱废。当时正值痘疹大爆发，诸贝勒都害怕被传染，“皆未临丧”。正在“避痘所”避痘的太宗闻之，当即表示要去探望兄长。代善再三遣人请求制止，但太宗还是亲自驾临了。为此，代善“候驾十里外”，因多日不曾饮食，故由两侍从“掖代善立候”。太宗至，见此情景不禁“呜咽流涕”，反而是代善安慰太宗“勿过哀”，并表示巴喇玛青年早逝，不能“效力于上”，甚为惋惜。太宗此时才止住哀伤，以太祖遗训即“宜止伤悼，勉图国政”来劝慰代善，并“亲以金卮酌酒”，请代善饮了两杯，又劝其进食，因时值盛夏，当即“手劈二瓜”让代善“食之”。
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萨哈廉病逝，太宗特“偕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成亲王岳托往浑河观渔”，以解代善之忧。崇德四年(1639)五月，代善的两个儿子岳托和马瞻率军征明均殁于军中。噩耗传来，太宗席地而坐“哭之”，代善则是“下马仆地”痛哭，良久，太宗命左右扶代善上马，且哭且行的过程中，代善再次“哭仆于马下”，太宗“立马以待”，令两人“扶掖，乘马而行”。丧礼过后，又因代善“家居痛悼”，太宗“乃偕礼亲王及诸王、贝勒、贝子、众大臣”，出德盛门，“渔于浑河，兼设大宴”，以宽慰代善。总的说来，代善确无争位之心，因此也赢得了太宗的尊重与礼遇，但这并不代表两兄弟间就没有矛盾，只是相对于兄弟情分而言，不至于伤筋动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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