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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和安至保安郎，翰林医官，合门宣赞舍人，太子中舍人、舍人、诸率府率，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判太医局令，翰林医效、医痊，武骑尉，为从七品。
诸奉议、通直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直秘阁，著作佐郎，国子监丞，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修武郎，内常侍，开封府诸曹参军事、军巡使、判官，京府判官，亦畿县令，两赤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令，太史局五官正，中书、门下省录事，尚书省都事，为正八品。
诸宣教、宣议郎，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合门祗候，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东、西头供奉官，从义、秉义郎，太子诸率府副率，亲王府记室，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监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诸州签判，节镇、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京府诸曹参军事、军巡判官，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两赤县主簿，尉，诸府诸曹，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事，节度副使、行军司马，防御、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三省枢密院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为从八品。
诸承事、承奉郎，理亲民资序者，从八品，承务郎准此。
殿头高品，郊社、籍田、太官令，国子太学正、录，武学谕，律学正，太医局丞，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挈壶正，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主簿、尉，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为正九品。
诸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迪功郎，中、下州诸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马监主簿，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为从九品。
宋朝的官员品级十分之复杂，分别由差遣、本官阶、散官阶、勋官、爵位，贴职等组成。
差遣：实际上做事的岗位，多数为临时工。
本官阶：又称寄禄官，即享受怎么样的待遇，名称就是三公六部九卿等前代留下的官职。
散官阶.：实际的上的等级，又以文资和武阶对应文武大臣。
勋官：共十二转，荣誉头衔，并无实际作用。
爵位：荣誉头衔加额外补贴，封邑与实封往往不一样。
贴职：专为文人而设的荣誉称号，如某馆某阁大学士、学士等。
元丰改制时曾废掉差遣以本官实任，以散官阶定俸禄。政和末年散官阶：
文官：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宣奉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奉直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宣教郎（原宣德郎，政和避宣德门改）、宣义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崇宁时通仕郎，政和再换）、修职郎（崇宁时登仕郎，政和再换）、迪功郎（崇宁时将仕郎，政和再换）。
武官：太尉（政和新置）、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翊卫大夫、亲卫大夫、拱卫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卫郎、翊卫郎、亲卫郎、拱卫郎、左武郎、右武郎、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武义郎、武翼郎、敦武郎、修武郎、从义郎、秉义郎、忠训郎、忠翊郎、成忠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下班祗应。
宋朝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富庶的朝代，很多人认为宋朝“藏富于民”，官民比例低，政治比较清明。但如果认真翻开历史，恐怕结论未必如此。
宋朝官员的幸福生活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只有官员算是“国家公务员”，自秦汉官员的工资就开始实行严格的“秩禄制度”，即按照官秩官或爵的高低）来发放薪水。
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不过无论与前朝还是后朝，甚至与当代相比，其官员薪俸之优厚，都是令人咋舌的。
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宋史》，职官志篇），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
这还不算官员本人还有各种换季服装、绢、绵、禄米等“福利补贴”，官员家属还能按照等级获得衣服、粮食、茶叶、酒、炭，甚至是马料等种类繁多的“恩荫补贴”。
也许这样写，读者不容易对以上数字概念化，在这里我们引用一位历史学家。
对一位国人耳熟能详的大清官——包拯的薪俸所做的一个研究，来作为说明和补充依据：包大人年薪合计应为：20856贯钱、2360石粮食及其他实物补贴。
另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如无战乱，粮食价格一般是300~500文一石，绫、绢、罗、绵大致价格为1600文、1200文、4000文和85文——因此综合计算起来，包大人的实际收入要远超2万贯。
考虑到中国自隋唐以来农业生产的水平就已经相当高了，因此我们用粮食来衡量一下包大人如果活到今天，他的年薪大致是多少。
北宋粮食价格按照400文一石（约100斤），如按每斤粮食2.5元来计算，北宋的400文等于今天的250元。也就是说，一文铜钱折合人民币0.625元，每贯铜钱则折合625元，2万贯就是1250万元——而当时北宋一个州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为1万~3万贯。
此外，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如此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的，甚至有人为此不惜大肆贿赂吏部改年龄，以达到继续留任的目的。
所以，自宋神宗开始，朝廷开始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逼到年龄的官员退休：一方面对年满70的官员不予考核和升迁；另一方面，对自愿退休的官员加官晋级，并对其子孙可以“荫补”，即给予一定的官职但没有具体职务，甚至还优待其妻子。
高薪没能养廉，按照高薪养廉的思路，宋朝官员拿这么多工资，应该安分守己、恪尽职守才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以历史上著名的“花石纲”工程为例，就可以看出北宋官员并未因高薪而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发财的机会。
“花石纲”起源于宰相蔡京发现了一个叫朱勔的苏州人，此人精于园林艺术。
宋徽宗知道后大喜，于是在苏州设置了一个应奉局，专为皇帝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用以建设皇家园林。
由于当时没有铁路和发达的载重汽车，这些花石只好通过古运河水运至汴京，十船称作一“纲”。
据宋史记载，“花石纲”持续了20多年，“大率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渐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
为了确保“花石纲”的运输，不但关系国家民生之重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大量商船被强行征用，而且各级官员均在其中上下其手，不放过任何一个发横财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各级官员们不但极力帮助朱勔搜罗花石，还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
相对于百姓的穷困，宋朝各级官员过的是穷奢极欲的奢侈生活，就连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也极其奢靡。
例如宋史就说他，“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然炬烛”。
其奢侈行径甚至到了让司马光给儿子做反面教材的地步——司马光说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被封为莱国公）豪侈冠一时”。
可以想象，当时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都如此奢侈，那人民口中的贪官蔡京、童贯等人又该当如何？只怕会在“奢靡”前加一个“更”字。
另外，随着官员子孙的繁衍，因“荫补”而增加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真宗时，宋朝官员的数量在1万人左右，仅仅过了40年，到了仁宗年间，官员人数翻了一倍还多，到了英宗时更是接近3万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为了豢养越来越多的官员，宋朝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吃紧——北宋初年，2000万贯的钱粮收入可以结余大半，而到了仁宗年间，尽管国家不断上调税赋，国库收入达到1.3亿贯以上，却无丝毫结余。
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和安至保安郎，翰林医官，合门宣赞舍人，太子中舍人、舍人、诸率府率，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判太医局令，翰林医效、医痊，武骑尉，为从七品。
诸奉议、通直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直秘阁，著作佐郎，国子监丞，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修武郎，内常侍，开封府诸曹参军事、军巡使、判官，京府判官，亦畿县令，两赤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令，太史局五官正，中书、门下省录事，尚书省都事，为正八品。
诸宣教、宣议郎，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合门祗候，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东、西头供奉官，从义、秉义郎，太子诸率府副率，亲王府记室，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监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诸州签判，节镇、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京府诸曹参军事、军巡判官，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两赤县主簿，尉，诸府诸曹，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事，节度副使、行军司马，防御、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三省枢密院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为从八品。
诸承事、承奉郎，理亲民资序者，从八品，承务郎准此。
殿头高品，郊社、籍田、太官令，国子太学正、录，武学谕，律学正，太医局丞，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挈壶正，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主簿、尉，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为正九品。
诸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迪功郎，中、下州诸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马监主簿，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为从九品。
宋朝的官员品级十分之复杂，分别由差遣、本官阶、散官阶、勋官、爵位，贴职等组成。
差遣：实际上做事的岗位，多数为临时工。
本官阶：又称寄禄官，即享受怎么样的待遇，名称就是三公六部九卿等前代留下的官职。
散官阶.：实际的上的等级，又以文资和武阶对应文武大臣。
勋官：共十二转，荣誉头衔，并无实际作用。
爵位：荣誉头衔加额外补贴，封邑与实封往往不一样。
贴职：专为文人而设的荣誉称号，如某馆某阁大学士、学士等。
元丰改制时曾废掉差遣以本官实任，以散官阶定俸禄。政和末年散官阶：
文官：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宣奉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奉直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宣教郎（原宣德郎，政和避宣德门改）、宣义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崇宁时通仕郎，政和再换）、修职郎（崇宁时登仕郎，政和再换）、迪功郎（崇宁时将仕郎，政和再换）。
武官：太尉（政和新置）、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翊卫大夫、亲卫大夫、拱卫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卫郎、翊卫郎、亲卫郎、拱卫郎、左武郎、右武郎、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武义郎、武翼郎、敦武郎、修武郎、从义郎、秉义郎、忠训郎、忠翊郎、成忠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下班祗应。
宋朝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富庶的朝代，很多人认为宋朝“藏富于民”，官民比例低，政治比较清明。但如果认真翻开历史，恐怕结论未必如此。
宋朝官员的幸福生活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只有官员算是“国家公务员”，自秦汉官员的工资就开始实行严格的“秩禄制度”，即按照官秩官或爵的高低）来发放薪水。
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不过无论与前朝还是后朝，甚至与当代相比，其官员薪俸之优厚，都是令人咋舌的。
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宋史》，职官志篇），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
这还不算官员本人还有各种换季服装、绢、绵、禄米等“福利补贴”，官员家属还能按照等级获得衣服、粮食、茶叶、酒、炭，甚至是马料等种类繁多的“恩荫补贴”。
也许这样写，读者不容易对以上数字概念化，在这里我们引用一位历史学家。
对一位国人耳熟能详的大清官——包拯的薪俸所做的一个研究，来作为说明和补充依据：包大人年薪合计应为：20856贯钱、2360石粮食及其他实物补贴。
另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如无战乱，粮食价格一般是300~500文一石，绫、绢、罗、绵大致价格为1600文、1200文、4000文和85文——因此综合计算起来，包大人的实际收入要远超2万贯。
考虑到中国自隋唐以来农业生产的水平就已经相当高了，因此我们用粮食来衡量一下包大人如果活到今天，他的年薪大致是多少。
北宋粮食价格按照400文一石（约100斤），如按每斤粮食2.5元来计算，北宋的400文等于今天的250元。也就是说，一文铜钱折合人民币0.625元，每贯铜钱则折合625元，2万贯就是1250万元——而当时北宋一个州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为1万~3万贯。
此外，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如此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的，甚至有人为此不惜大肆贿赂吏部改年龄，以达到继续留任的目的。
所以，自宋神宗开始，朝廷开始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逼到年龄的官员退休：一方面对年满70的官员不予考核和升迁；另一方面，对自愿退休的官员加官晋级，并对其子孙可以“荫补”，即给予一定的官职但没有具体职务，甚至还优待其妻子。
高薪没能养廉，按照高薪养廉的思路，宋朝官员拿这么多工资，应该安分守己、恪尽职守才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以历史上著名的“花石纲”工程为例，就可以看出北宋官员并未因高薪而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发财的机会。
“花石纲”起源于宰相蔡京发现了一个叫朱勔的苏州人，此人精于园林艺术。
宋徽宗知道后大喜，于是在苏州设置了一个应奉局，专为皇帝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用以建设皇家园林。
由于当时没有铁路和发达的载重汽车，这些花石只好通过古运河水运至汴京，十船称作一“纲”。
据宋史记载，“花石纲”持续了20多年，“大率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渐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
为了确保“花石纲”的运输，不但关系国家民生之重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大量商船被强行征用，而且各级官员均在其中上下其手，不放过任何一个发横财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各级官员们不但极力帮助朱勔搜罗花石，还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
相对于百姓的穷困，宋朝各级官员过的是穷奢极欲的奢侈生活，就连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也极其奢靡。
例如宋史就说他，“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然炬烛”。
其奢侈行径甚至到了让司马光给儿子做反面教材的地步——司马光说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被封为莱国公）豪侈冠一时”。
可以想象，当时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都如此奢侈，那人民口中的贪官蔡京、童贯等人又该当如何？只怕会在“奢靡”前加一个“更”字。
另外，随着官员子孙的繁衍，因“荫补”而增加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真宗时，宋朝官员的数量在1万人左右，仅仅过了40年，到了仁宗年间，官员人数翻了一倍还多，到了英宗时更是接近3万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为了豢养越来越多的官员，宋朝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吃紧——北宋初年，2000万贯的钱粮收入可以结余大半，而到了仁宗年间，尽管国家不断上调税赋，国库收入达到1.3亿贯以上，却无丝毫结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