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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十方信众的要求,组织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佛子的力量凝聚起来。我原本从小是一个羞涩的农家子弟,只能躲在别人背后做做助手,但因为“从善如流”的性格,不但使我的脚步跨出本土,立足世界,也让我的眼界穿越过去,掌握现在,眺望未来的远景。
常有人问我:“您如何规划生涯?”其实我生平素无大志,只是“从善如流”地随顺大家的喜好,没想到居然能开创一片宽阔的天地。记得过去有人说佛教教育很重要,我就“从善如流”,如今佛光山在全球建有十六所佛教学院。有人说社会学校很重要,我也“从善如流”,创建智光工商学校、普门中学、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有人说无依的老人需要照顾,我就“从善如流”,接管宜兰救济院,建设佛光精舍,专为老人服务。有人说年幼的儿童需要培育,我也“从善如流”,成立育幼院、安亲班、幼稚园、童军团,还为他们取名“善财童军团”、“妙慧童军团”。有人说发行杂志对弘扬佛法助益甚大,我就“从善如流”,《今日佛教》、《觉世》、《普门》都是在这种因缘下问世。有人说出版佛书能广度众生,我也“从善如流”,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佛光出版社。有人说佛教应该顺应现代人的需要,我就“从善如流”,印行新式标点断句的《佛光大藏经》、语体化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光牒版的《佛光大藏经》。有人说修持应该遵行古制,我也“从善如流”,兴设禅堂、念佛堂、礼忏堂、抄经堂等硬件设施,并且备有专人指导。今后我仍乐意本着“从善如流”的观念,为十方大众服务奉献。
虽说我生性“从善如流”,但回忆年轻时,毕竟血气方刚,也有非常固执的一面。例如对于建筑的外观设计、室内的装潢布置、活动的程序内容、事务的先后步骤等,既已订定,就不喜欢别人轻易更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越广,或许是受了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我执日益淡薄,只要对方言之成理,大家没有异议,我就不予置评,自觉在“从善如流”的层次上更为进步;而佛光山的建筑式样、活动形式也因多样化而显得多彩多姿;弟子们更因为和我在一起,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我所到之处,总是被一堆人簇拥而行。
四十多年前,我本来获准到日本攻读博士,但因为信徒质疑“师父”是至高无上的头衔,为何还要去求取世间的学位,所以我“从善如流”,放弃负笈东瀛的机会,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培育青年佛子,未尝不是人生一得。二十多年前,我本来想建朝山会馆以供络绎不绝的来山信徒食宿之用,但因为慈惠建议当时台湾信众大多喜欢拜佛,所以我“从善如流”,先建大雄宝殿,佛光山的建设因而一帆风顺。
多年前到西来寺弘法,一位小弟弟对我说:“师公!美国的新年好冷清,您过年和我们一起围炉好不好?”我听了以后,感慨系之,不但“从善如流”,连续三年在美国和当地徒众一起过年,而且嘱咐海外别分院的弟子们:新春期间,寺院道场一定要张灯结彩,举办活动,邀请信徒一起聚餐,好让大家每年都能度过一个温馨感人的中国新年,甚至每年春节,邀约社区美籍人士数千人联谊活动,几年实行下来,转信佛教的人士越加增多。
一九九六年年底,一位信徒请我写一副春联,我不但“从善如流”,写了一张“平安吉祥”送给他,并且令弟子印行二十万份,分送信众,没想到不数日后,便索取一空。
我虽然“从善如流”,但也有某些方面坚守原则的时候。例如我一生自己的日用只喜欢一,不喜欢二,比方我只拥有一双僧鞋,感谢信徒经常缝制僧鞋送给我,但节俭的习惯实不易改,不得已,偷偷转赠他人。我一生对于座位,既已坐定,就不轻易起来,已经起来,就不喜欢换位。记得数年前在飞机上普通舱就座后,承蒙机长要亲自为我升等,请我坐头等舱,但我既已坐下,就不移动,只得婉谢他的好意。我一生信守承诺,永不退票,即使跌断腿骨,住院治疗,也坚持办理出院,坐着轮椅,依约赴会。我一生不随便听信人言,看病吃药,纵然熟人介绍,我也一概婉拒。记得有一回咳嗽不停,即将上台讲经的前一刻,信徒带来医生要为我打针,当时的情况已不容多言,只得“从善如流”,没想到一针下去,半年左右左手无法举起。去年冬赴美弘法时,小腿肿胀,弟子们坚持将我送医检查,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只得“从善如流”,不料护士量错体温,一定要我住院观察,让我在病床上白挨了几个小时。这两次的经验,使我更加坚守自己的原则,除听主治医师张燕大夫的指示外,其他一概不听,至今身心安泰,颇为自得。
我素无购物娱乐的习惯,三十年前率团到各地访问时,我只有“从善如流”地随众一起参观百货公司,欣赏各类展览;我不喜欢非时而食,但到各地弘法时,徒众好意地准备了一整桌的点心,我只得“从善如流”,放大肚皮,自嘲如同金鱼,饱死方休,常常等大家走了以后,独自一人以跑香经行活动来消化胃食。
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虚空无有定相,无所不相,所以能成其宽广;流水居高就下,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泽大地。尽管“从善如流”会带来一些不便与困扰,但我还是宁愿自己吃亏,成就大众。因为“从善如流”不但满足了他人的希望心愿,也是在实现自我美好的世界。
(一九九七年元月)
应十方信众的要求,组织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佛子的力量凝聚起来。我原本从小是一个羞涩的农家子弟,只能躲在别人背后做做助手,但因为“从善如流”的性格,不但使我的脚步跨出本土,立足世界,也让我的眼界穿越过去,掌握现在,眺望未来的远景。
常有人问我:“您如何规划生涯?”其实我生平素无大志,只是“从善如流”地随顺大家的喜好,没想到居然能开创一片宽阔的天地。记得过去有人说佛教教育很重要,我就“从善如流”,如今佛光山在全球建有十六所佛教学院。有人说社会学校很重要,我也“从善如流”,创建智光工商学校、普门中学、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有人说无依的老人需要照顾,我就“从善如流”,接管宜兰救济院,建设佛光精舍,专为老人服务。有人说年幼的儿童需要培育,我也“从善如流”,成立育幼院、安亲班、幼稚园、童军团,还为他们取名“善财童军团”、“妙慧童军团”。有人说发行杂志对弘扬佛法助益甚大,我就“从善如流”,《今日佛教》、《觉世》、《普门》都是在这种因缘下问世。有人说出版佛书能广度众生,我也“从善如流”,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佛光出版社。有人说佛教应该顺应现代人的需要,我就“从善如流”,印行新式标点断句的《佛光大藏经》、语体化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光牒版的《佛光大藏经》。有人说修持应该遵行古制,我也“从善如流”,兴设禅堂、念佛堂、礼忏堂、抄经堂等硬件设施,并且备有专人指导。今后我仍乐意本着“从善如流”的观念,为十方大众服务奉献。
虽说我生性“从善如流”,但回忆年轻时,毕竟血气方刚,也有非常固执的一面。例如对于建筑的外观设计、室内的装潢布置、活动的程序内容、事务的先后步骤等,既已订定,就不喜欢别人轻易更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越广,或许是受了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我执日益淡薄,只要对方言之成理,大家没有异议,我就不予置评,自觉在“从善如流”的层次上更为进步;而佛光山的建筑式样、活动形式也因多样化而显得多彩多姿;弟子们更因为和我在一起,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我所到之处,总是被一堆人簇拥而行。
四十多年前,我本来获准到日本攻读博士,但因为信徒质疑“师父”是至高无上的头衔,为何还要去求取世间的学位,所以我“从善如流”,放弃负笈东瀛的机会,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培育青年佛子,未尝不是人生一得。二十多年前,我本来想建朝山会馆以供络绎不绝的来山信徒食宿之用,但因为慈惠建议当时台湾信众大多喜欢拜佛,所以我“从善如流”,先建大雄宝殿,佛光山的建设因而一帆风顺。
多年前到西来寺弘法,一位小弟弟对我说:“师公!美国的新年好冷清,您过年和我们一起围炉好不好?”我听了以后,感慨系之,不但“从善如流”,连续三年在美国和当地徒众一起过年,而且嘱咐海外别分院的弟子们:新春期间,寺院道场一定要张灯结彩,举办活动,邀请信徒一起聚餐,好让大家每年都能度过一个温馨感人的中国新年,甚至每年春节,邀约社区美籍人士数千人联谊活动,几年实行下来,转信佛教的人士越加增多。
一九九六年年底,一位信徒请我写一副春联,我不但“从善如流”,写了一张“平安吉祥”送给他,并且令弟子印行二十万份,分送信众,没想到不数日后,便索取一空。
我虽然“从善如流”,但也有某些方面坚守原则的时候。例如我一生自己的日用只喜欢一,不喜欢二,比方我只拥有一双僧鞋,感谢信徒经常缝制僧鞋送给我,但节俭的习惯实不易改,不得已,偷偷转赠他人。我一生对于座位,既已坐定,就不轻易起来,已经起来,就不喜欢换位。记得数年前在飞机上普通舱就座后,承蒙机长要亲自为我升等,请我坐头等舱,但我既已坐下,就不移动,只得婉谢他的好意。我一生信守承诺,永不退票,即使跌断腿骨,住院治疗,也坚持办理出院,坐着轮椅,依约赴会。我一生不随便听信人言,看病吃药,纵然熟人介绍,我也一概婉拒。记得有一回咳嗽不停,即将上台讲经的前一刻,信徒带来医生要为我打针,当时的情况已不容多言,只得“从善如流”,没想到一针下去,半年左右左手无法举起。去年冬赴美弘法时,小腿肿胀,弟子们坚持将我送医检查,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只得“从善如流”,不料护士量错体温,一定要我住院观察,让我在病床上白挨了几个小时。这两次的经验,使我更加坚守自己的原则,除听主治医师张燕大夫的指示外,其他一概不听,至今身心安泰,颇为自得。
我素无购物娱乐的习惯,三十年前率团到各地访问时,我只有“从善如流”地随众一起参观百货公司,欣赏各类展览;我不喜欢非时而食,但到各地弘法时,徒众好意地准备了一整桌的点心,我只得“从善如流”,放大肚皮,自嘲如同金鱼,饱死方休,常常等大家走了以后,独自一人以跑香经行活动来消化胃食。
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虚空无有定相,无所不相,所以能成其宽广;流水居高就下,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泽大地。尽管“从善如流”会带来一些不便与困扰,但我还是宁愿自己吃亏,成就大众。因为“从善如流”不但满足了他人的希望心愿,也是在实现自我美好的世界。
(一九九七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