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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常常被佛陀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而热泪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谊之后，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个教育家、宗教家，还是一个革命家。不过佛陀的革命不同于世间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称之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内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贪嗔愚痴的烦恼。“向自己革命”这句话从此就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种，有政治上的革命、社会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习俗上的革命、种族上的革命等等。一个新朝代的诞生、一个新国家的成立、一个新主张的宣誓、一个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经过一番革命而产生的。但人事无常，法久生弊，等到时间一久，理想变质了，主义不实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谓“穷则变，变则通”，佛教也说“法无定法”，一切都是应时应机。世间法没有一成不变的，有形的革命与无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断发生，从而促使了文明的进步。
政治制度由君权时代进步到民权时代固然需要革命，社会形态由家族社会进步到宗族社会，经济体制由农牧经济进步到工业经济，也都需要经过革命的历程。革命本来是把一些迁腐、陈旧、罪恶、保守的思想、行为或体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国武王伐纣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的革命、欧洲的新教革命、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等等，不但为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将国家社会，乃至思想信仰带入崭新的阶段，为人类历史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许多人以革命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结果使得万千生灵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是因为人们的心中有贪欲、嗔恚、愚痴、嫉妒、邪见等许多不好的念头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当境界来临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因此，革命应该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们翻阅史册，将会发现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乐，进而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才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别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来贵为王子，过着优裕的生活，照理说是用不着革命的，但他看到许多遭受压迫的民众，为了公理和正义，便勇敢地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阶级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个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烦恼痛苦及世间斗乱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爱染执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
由于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传到世界各地，不但没有发生过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还能够融入各种习俗，丰富当地的文化；佛教历经不同的时空，不但未被时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还能够因时制宜，破除妄执，继续为每一世代的众生做出最大的贡献。
然而却有许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带来的发展，却没有看到祖师大德“向自己革命”的过程，像龙树、提婆都有过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时期，但他们经过法水的洗礼之后，翻然悔悟，精进道业，学有所成，因此能在众说纷纭之际，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威服群伦；无著、世亲本来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论师，但他们在听闻大乘佛法之后，觉昨日之非，而虚心学习，所以能进步神速，一日千里，对佛教做出卓越的贡献；百丈怀海参学多日，被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后，才开悟见性，及至晚年，仍勤劳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与担当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拟；南泉普愿用心习律、学教、参禅，而后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进京赶考，在听闻“选官不如选佛”一语后，及时觉醒，拜师学佛，终成一代大师；太虚大师曾掩关阅藏，而有悟境，又广读世间书籍，学通内外，而有改革佛教积弊的主张；仁山法师曾在金山寺穷研经典六载，并屡游诸方，遍礼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圣先贤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气，放弃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无畏、大精进、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荡荡地面对威势利诱？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觉得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对。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发现都是在嫌别人如何不好不对，突然对于自己丑陋的心态感到惭愧。“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荡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鉴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生活规约，试图借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的？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当时的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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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常常被佛陀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而热泪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谊之后，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个教育家、宗教家，还是一个革命家。不过佛陀的革命不同于世间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称之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内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贪嗔愚痴的烦恼。“向自己革命”这句话从此就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种，有政治上的革命、社会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习俗上的革命、种族上的革命等等。一个新朝代的诞生、一个新国家的成立、一个新主张的宣誓、一个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经过一番革命而产生的。但人事无常，法久生弊，等到时间一久，理想变质了，主义不实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谓“穷则变，变则通”，佛教也说“法无定法”，一切都是应时应机。世间法没有一成不变的，有形的革命与无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断发生，从而促使了文明的进步。
政治制度由君权时代进步到民权时代固然需要革命，社会形态由家族社会进步到宗族社会，经济体制由农牧经济进步到工业经济，也都需要经过革命的历程。革命本来是把一些迁腐、陈旧、罪恶、保守的思想、行为或体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国武王伐纣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的革命、欧洲的新教革命、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等等，不但为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将国家社会，乃至思想信仰带入崭新的阶段，为人类历史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许多人以革命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结果使得万千生灵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是因为人们的心中有贪欲、嗔恚、愚痴、嫉妒、邪见等许多不好的念头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当境界来临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因此，革命应该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们翻阅史册，将会发现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乐，进而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才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别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来贵为王子，过着优裕的生活，照理说是用不着革命的，但他看到许多遭受压迫的民众，为了公理和正义，便勇敢地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阶级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个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烦恼痛苦及世间斗乱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爱染执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
由于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传到世界各地，不但没有发生过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还能够融入各种习俗，丰富当地的文化；佛教历经不同的时空，不但未被时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还能够因时制宜，破除妄执，继续为每一世代的众生做出最大的贡献。
然而却有许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带来的发展，却没有看到祖师大德“向自己革命”的过程，像龙树、提婆都有过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时期，但他们经过法水的洗礼之后，翻然悔悟，精进道业，学有所成，因此能在众说纷纭之际，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威服群伦；无著、世亲本来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论师，但他们在听闻大乘佛法之后，觉昨日之非，而虚心学习，所以能进步神速，一日千里，对佛教做出卓越的贡献；百丈怀海参学多日，被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后，才开悟见性，及至晚年，仍勤劳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与担当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拟；南泉普愿用心习律、学教、参禅，而后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进京赶考，在听闻“选官不如选佛”一语后，及时觉醒，拜师学佛，终成一代大师；太虚大师曾掩关阅藏，而有悟境，又广读世间书籍，学通内外，而有改革佛教积弊的主张；仁山法师曾在金山寺穷研经典六载，并屡游诸方，遍礼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圣先贤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气，放弃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无畏、大精进、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荡荡地面对威势利诱？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觉得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对。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发现都是在嫌别人如何不好不对，突然对于自己丑陋的心态感到惭愧。“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荡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鉴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生活规约，试图借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的？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当时的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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