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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有一头牛，不听使唤，其奴仆得到好价钱将它卖了。韩家奴说：“自己得利，让别人受害，我不能这么做。”便退了钱取回了牛。
二十八年(1010)，为右通进，主管南京栗园。重熙初年，同知三司使事。四年(1035)，迁天成军节度使，徙为彰愍宫使。皇上跟他交谈，觉得他有才，让他做个诗友。曾经从容地问他“：你在京外做官有特别的见闻吗？”韩家奴说“：臣仅仅只知炒栗子：小的熟了，那么大的一定是生的；大的熟了，则小的一定焦了。要让大栗小栗都熟，这才是尽善尽美。别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曾掌管栗园，所以借炒栗之事讽谏。皇上大笑。诏令做四时逸乐赋，皇上夸奖他做的好。
当时诏令天下陈说治国之道的关键，制问：“徭役不曾比从前增加，征伐之事也不常有，谷子丰收了，府库仓廪也充实了，然而百姓受到重重困扰，难道是做官的怠慢疏忽，做百姓的懒惰吗？现在的徭役哪一种最重？哪一种尤其烦苦？将哪一项减省则能得益？用什么办法可以恢复补役之法？用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盗贼的蠹害？”韩家奴回答说：
“臣伏见近年以来，高丽不曾宾服，阻卜仍然强大，备战防守之举，实在不能停止。前者选派富民防边，自备粮草。道路甚远，又多险阻，动辄积年累月；等到到达屯所，费用已用去过半；一头牛一驾车，只见人去，很少有回来的。没有男丁的家庭，要用两倍的耗费去雇人租车，人们都害怕劳苦，半途逃亡，所以戍卒的军粮多数不能得到供应。向人借贷，那么要附加的利息之高，以至于有卖儿子、割让田地而不能偿还者。有的逃役不回，有的在军中死去，那么就以少壮之人补充。在鸭绿江以东，戍役情况大抵如此。况且又有渤海、女真、高丽的合纵连横，以至于不时要去征讨。富家从军，贫穷的人当探子。加上又有水灾旱灾，大豆和谷子歉收，百姓因此日益困苦。这大概要算是外部条件造成他们这样的了。
“当今最重之役，无过于西戍。如果没有西戍，即使遇上不好的年成，百姓之贫困凋敝也不至于如此。如果能将西戍驻所稍稍移近，那么往来不再劳顿，百姓也就没有过于深重的痛苦。有人说迁西戍不方便：一是自损威名，二是招致侵凌侮辱，三是得放弃农耕放牧之地。我认为不是这样。阻卜各部，自古就有。早先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众人多是散居，未能统一，只是往来抢劫。待到太祖西征，直到流沙，阻卜见势纷纷降附，西域各国也愿意前来朝贡。于是离散其种群部落，于内置三部，以增益我国，不造城邑，不设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侵扰。统和年间，皇太妃出师西域，开拓疆土甚远，降附的人也多。这以后如果一部反叛，邻部讨伐之，使得互相制约，正得驾驭远人之良法。及至建可敦城，开拓疆土数千里，西北的百姓，徭役一天比一天增多，生计产业日益穷乏。有警报急事已不能相救，叛服不常的现象就出现了。空有土地广漠之名，而没有得地之实惠。如果贪恋土地而无止境，渐渐便会空耗人力物力，其危害真是不敢想象。况且边关之实情不值得过分仰赖，又不能一下子飞渡至彼。得到它算不上得到了好处，舍弃它也说不上损失了什么。国家之大敌，独在于南方。现在尽管与之讲和，难保将来。如果南方有变故，屯戍之所过于遥远，仓猝间难以赶去增援。我进则敌退，我收兵则敌又来，不可不虑。现下太平已久，正可以恩义交结诸部，释免其罪，退还其地，将戍兵内徙以增强堡垒屏障，对外申明规约以稳定疆界。每部各立一酋长，使每年修治职贡。反叛则讨伐之，顺服则慰抚之。诸部安定之后，必然不会生事。这样的话，则我尽管不能保证他们长期不出变乱，然而知道他们一定不会深入我内地来侵扰掠夺。有人说，弃地就会损威。殊不知耗尽钱财，贪求得到无用之土地，造成对方一个小部落就能与我大国相抗衡，万一作战获败，那损威还会浅吗？又有人说，肥沃之土不可轻易放弃，臣以为土地尽管肥沃，而百姓不能长期居住，一旦敌人来了，则免不了还要向内迁徙，怎么能就把它定为我国的土地而怜惜不舍呢？
“大凡金库粮仓，尽管各部都有，这只不过是在有限范围内权且周济部民的小恩惠，并不能同时救济天下。如要同时周济天下，那么应该了解百姓困苦之原由，从而堵塞这些漏洞。节制娱乐游逸，简省驿传数目，减轻赋敛，力戒奢侈。以数年相期，则困苦无赖之人可望过得顺当，贫穷的人可望变富。大抵百姓乃是国之根本，军队乃是国之卫士。兵不加征发则荒废了军役，征发则又有损国本。况且各部均有补役之法。从前补役法初行时，居家者、出征者一样都能富贵，所以累世从军戍守，易于加以替换。近年边境发生变乱，百姓大多贫乏，已不能忍受役事，则随时补员随时逃役以致最终缺员。假如没有上等户，则由中等户承担之。旷日持久，经年累月，剩下的人是越来越贫穷，所以取贫代富十分困难。不仅补役如此，在边之戍兵也是这样。好比一捧土，岂能填平寻丈之深壑！要想做到长久的便利，不如使在远方戍守的疲兵都回到故乡，减轻其徭役，使人人自给自足，则补役之法可以恢复如常。
“我又听说，自古以来统治国家的人，都不能做到国中没有盗贼。近年以来，众生凋敝，行抢劫偷盗之事却很方便，良民往往变为凶人暴徒。更有甚者杀人无忌，甚至亡命于山泽之中，倡导肇乱，祸及百姓。所谓百姓因为穷困，都变成了盗贼，这正如皇上所担心的。现在要想铲除盗根，希望陛下轻徭省役，使百姓专事农耕。衣食既已充足，安适、习惯于礼义教化，从而不轻于犯法，那么百姓对于礼义趋之若鹜，刑罚很少有机会动用了。我听说唐太宗向群臣请问治盗之方，都说：‘严刑峻法。’太宗笑着说：‘盗贼之所以滋生，是因为无限制地征收赋税，以致民不聊生。现在我在内节制嗜欲，在外停止巡游，使天下安静，那么盗贼自然就没有了。’由此看来，盗贼之寡多，都是因为衣食之丰俭、徭役之轻重不同所致。
“现在应该迁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互相声援、连接。撤销黑岭二军，合并开、保二州，使一概隶于东京；增加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增修壁垒，使。。望台与尉所相望，修缮楼橹，整治城隍，以为边防之用。以上乃是当今之急务，请陛下裁定。”
提升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又下诏晓谕之：“文辞之职，乃是国家之荣耀，非才子不得担任。以你的文才学识，堪称一时大儒，所以我将翰林之职授予你。我的起居状况，都要据实记录。”从此日见亲信，每当入内侍候，都要侍坐。遇到节庆之日，皇上同他一起饮酒赋诗，相互敬酒，君臣之互相投合为人所不及。韩家奴知无不言，即使是诙谐戏谑之言，也不忘做规劝讽谏之语。
十三年(1044)春，上疏请依照唐之旧制，追尊夷离堇湖烈以下四代祖先为皇帝，奏疏上达，皇上加以采纳，开始实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
韩家奴每次见到皇上出猎，没有一次不加以劝谏的。适逢有司上奏，皇上狩猎于秋山，熊、虎致伤致死数十人。韩家奴将此事记于史册上。皇上见到，命他去掉。韩家奴出宫之后，又记了下来。后来一日，皇上见到了，说“：史笔就该是这样。”皇上问韩家奴“：我们国家创业以来谁可以算是贤主？”韩家奴回答说是穆宗。皇上奇怪，问：“穆宗贪酒，喜怒无常，将人命视如草芥，你为什么说他贤明呢？”韩家奴回答说：“穆宗尽管暴虐，但能减省徭役，减轻赋税，人人都过得很快乐。总计穆宗一朝，无罪而被杀的，还没有超过现在秋山田猎的死伤之数。所以我就认为穆宗贤明了。”皇上无言以对。
诏令与耶律庶成一道编撰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之史事，合为二十卷，进呈之。十五年(1046)，又下诏说：“古时治天下者，申明礼仪，肃正法度。我朝兴国以来，世世有完美之德，尽管国内外仰慕归化，然而礼书未成，无法垂示后代。你可跟庶成一道参照古今加以斟酌取舍，制定礼典。事理如果有疑问，就与北院、南院一同探讨。”韩家奴受诏之后，广泛考证经书典籍，自天子以至于常人，质朴或者典雅之制度可流行于世，又不与古制相违背者，撰成为三卷，进呈之。又诏令翻译诸书，韩家奴希望皇上能了解古今成败之迹，译出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当时皇帝因他年老，不能胜任朝拜之事，拜为归德军节度使。以善于治理著称。皇上派使者慰问他，韩家奴上表称谢。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岁。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
家中有一头牛，不听使唤，其奴仆得到好价钱将它卖了。韩家奴说：“自己得利，让别人受害，我不能这么做。”便退了钱取回了牛。
二十八年(1010)，为右通进，主管南京栗园。重熙初年，同知三司使事。四年(1035)，迁天成军节度使，徙为彰愍宫使。皇上跟他交谈，觉得他有才，让他做个诗友。曾经从容地问他“：你在京外做官有特别的见闻吗？”韩家奴说“：臣仅仅只知炒栗子：小的熟了，那么大的一定是生的；大的熟了，则小的一定焦了。要让大栗小栗都熟，这才是尽善尽美。别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曾掌管栗园，所以借炒栗之事讽谏。皇上大笑。诏令做四时逸乐赋，皇上夸奖他做的好。
当时诏令天下陈说治国之道的关键，制问：“徭役不曾比从前增加，征伐之事也不常有，谷子丰收了，府库仓廪也充实了，然而百姓受到重重困扰，难道是做官的怠慢疏忽，做百姓的懒惰吗？现在的徭役哪一种最重？哪一种尤其烦苦？将哪一项减省则能得益？用什么办法可以恢复补役之法？用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盗贼的蠹害？”韩家奴回答说：
“臣伏见近年以来，高丽不曾宾服，阻卜仍然强大，备战防守之举，实在不能停止。前者选派富民防边，自备粮草。道路甚远，又多险阻，动辄积年累月；等到到达屯所，费用已用去过半；一头牛一驾车，只见人去，很少有回来的。没有男丁的家庭，要用两倍的耗费去雇人租车，人们都害怕劳苦，半途逃亡，所以戍卒的军粮多数不能得到供应。向人借贷，那么要附加的利息之高，以至于有卖儿子、割让田地而不能偿还者。有的逃役不回，有的在军中死去，那么就以少壮之人补充。在鸭绿江以东，戍役情况大抵如此。况且又有渤海、女真、高丽的合纵连横，以至于不时要去征讨。富家从军，贫穷的人当探子。加上又有水灾旱灾，大豆和谷子歉收，百姓因此日益困苦。这大概要算是外部条件造成他们这样的了。
“当今最重之役，无过于西戍。如果没有西戍，即使遇上不好的年成，百姓之贫困凋敝也不至于如此。如果能将西戍驻所稍稍移近，那么往来不再劳顿，百姓也就没有过于深重的痛苦。有人说迁西戍不方便：一是自损威名，二是招致侵凌侮辱，三是得放弃农耕放牧之地。我认为不是这样。阻卜各部，自古就有。早先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众人多是散居，未能统一，只是往来抢劫。待到太祖西征，直到流沙，阻卜见势纷纷降附，西域各国也愿意前来朝贡。于是离散其种群部落，于内置三部，以增益我国，不造城邑，不设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侵扰。统和年间，皇太妃出师西域，开拓疆土甚远，降附的人也多。这以后如果一部反叛，邻部讨伐之，使得互相制约，正得驾驭远人之良法。及至建可敦城，开拓疆土数千里，西北的百姓，徭役一天比一天增多，生计产业日益穷乏。有警报急事已不能相救，叛服不常的现象就出现了。空有土地广漠之名，而没有得地之实惠。如果贪恋土地而无止境，渐渐便会空耗人力物力，其危害真是不敢想象。况且边关之实情不值得过分仰赖，又不能一下子飞渡至彼。得到它算不上得到了好处，舍弃它也说不上损失了什么。国家之大敌，独在于南方。现在尽管与之讲和，难保将来。如果南方有变故，屯戍之所过于遥远，仓猝间难以赶去增援。我进则敌退，我收兵则敌又来，不可不虑。现下太平已久，正可以恩义交结诸部，释免其罪，退还其地，将戍兵内徙以增强堡垒屏障，对外申明规约以稳定疆界。每部各立一酋长，使每年修治职贡。反叛则讨伐之，顺服则慰抚之。诸部安定之后，必然不会生事。这样的话，则我尽管不能保证他们长期不出变乱，然而知道他们一定不会深入我内地来侵扰掠夺。有人说，弃地就会损威。殊不知耗尽钱财，贪求得到无用之土地，造成对方一个小部落就能与我大国相抗衡，万一作战获败，那损威还会浅吗？又有人说，肥沃之土不可轻易放弃，臣以为土地尽管肥沃，而百姓不能长期居住，一旦敌人来了，则免不了还要向内迁徙，怎么能就把它定为我国的土地而怜惜不舍呢？
“大凡金库粮仓，尽管各部都有，这只不过是在有限范围内权且周济部民的小恩惠，并不能同时救济天下。如要同时周济天下，那么应该了解百姓困苦之原由，从而堵塞这些漏洞。节制娱乐游逸，简省驿传数目，减轻赋敛，力戒奢侈。以数年相期，则困苦无赖之人可望过得顺当，贫穷的人可望变富。大抵百姓乃是国之根本，军队乃是国之卫士。兵不加征发则荒废了军役，征发则又有损国本。况且各部均有补役之法。从前补役法初行时，居家者、出征者一样都能富贵，所以累世从军戍守，易于加以替换。近年边境发生变乱，百姓大多贫乏，已不能忍受役事，则随时补员随时逃役以致最终缺员。假如没有上等户，则由中等户承担之。旷日持久，经年累月，剩下的人是越来越贫穷，所以取贫代富十分困难。不仅补役如此，在边之戍兵也是这样。好比一捧土，岂能填平寻丈之深壑！要想做到长久的便利，不如使在远方戍守的疲兵都回到故乡，减轻其徭役，使人人自给自足，则补役之法可以恢复如常。
“我又听说，自古以来统治国家的人，都不能做到国中没有盗贼。近年以来，众生凋敝，行抢劫偷盗之事却很方便，良民往往变为凶人暴徒。更有甚者杀人无忌，甚至亡命于山泽之中，倡导肇乱，祸及百姓。所谓百姓因为穷困，都变成了盗贼，这正如皇上所担心的。现在要想铲除盗根，希望陛下轻徭省役，使百姓专事农耕。衣食既已充足，安适、习惯于礼义教化，从而不轻于犯法，那么百姓对于礼义趋之若鹜，刑罚很少有机会动用了。我听说唐太宗向群臣请问治盗之方，都说：‘严刑峻法。’太宗笑着说：‘盗贼之所以滋生，是因为无限制地征收赋税，以致民不聊生。现在我在内节制嗜欲，在外停止巡游，使天下安静，那么盗贼自然就没有了。’由此看来，盗贼之寡多，都是因为衣食之丰俭、徭役之轻重不同所致。
“现在应该迁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互相声援、连接。撤销黑岭二军，合并开、保二州，使一概隶于东京；增加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增修壁垒，使。。望台与尉所相望，修缮楼橹，整治城隍，以为边防之用。以上乃是当今之急务，请陛下裁定。”
提升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又下诏晓谕之：“文辞之职，乃是国家之荣耀，非才子不得担任。以你的文才学识，堪称一时大儒，所以我将翰林之职授予你。我的起居状况，都要据实记录。”从此日见亲信，每当入内侍候，都要侍坐。遇到节庆之日，皇上同他一起饮酒赋诗，相互敬酒，君臣之互相投合为人所不及。韩家奴知无不言，即使是诙谐戏谑之言，也不忘做规劝讽谏之语。
十三年(1044)春，上疏请依照唐之旧制，追尊夷离堇湖烈以下四代祖先为皇帝，奏疏上达，皇上加以采纳，开始实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
韩家奴每次见到皇上出猎，没有一次不加以劝谏的。适逢有司上奏，皇上狩猎于秋山，熊、虎致伤致死数十人。韩家奴将此事记于史册上。皇上见到，命他去掉。韩家奴出宫之后，又记了下来。后来一日，皇上见到了，说“：史笔就该是这样。”皇上问韩家奴“：我们国家创业以来谁可以算是贤主？”韩家奴回答说是穆宗。皇上奇怪，问：“穆宗贪酒，喜怒无常，将人命视如草芥，你为什么说他贤明呢？”韩家奴回答说：“穆宗尽管暴虐，但能减省徭役，减轻赋税，人人都过得很快乐。总计穆宗一朝，无罪而被杀的，还没有超过现在秋山田猎的死伤之数。所以我就认为穆宗贤明了。”皇上无言以对。
诏令与耶律庶成一道编撰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之史事，合为二十卷，进呈之。十五年(1046)，又下诏说：“古时治天下者，申明礼仪，肃正法度。我朝兴国以来，世世有完美之德，尽管国内外仰慕归化，然而礼书未成，无法垂示后代。你可跟庶成一道参照古今加以斟酌取舍，制定礼典。事理如果有疑问，就与北院、南院一同探讨。”韩家奴受诏之后，广泛考证经书典籍，自天子以至于常人，质朴或者典雅之制度可流行于世，又不与古制相违背者，撰成为三卷，进呈之。又诏令翻译诸书，韩家奴希望皇上能了解古今成败之迹，译出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当时皇帝因他年老，不能胜任朝拜之事，拜为归德军节度使。以善于治理著称。皇上派使者慰问他，韩家奴上表称谢。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岁。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