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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顶替义务工工分。”
“奥，明白了。爷爷，那么后来和您一起参加工作的同村伙伴怎么样了？”
“唉，难啊！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差，盐场又是个重体力的脏苦累活，他们实在受不了这个累，结果都卷起铺盖回家了。由于我是个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咱们可不能给党丢脸啊，所以这才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我呢，推过小车，抬过几百斤的大盐筐。当时的饭食，主要是高粱米加上地瓜干，每顿饭每个人只能给两个窝窝头，因为没有自来水，建场初期喝的是苦咸水，北部风大，吃饭的碗里还经常会有沙子。最难吃的还是一种叫做“返销高粱”的植物，好像是一种杂交高粱，个头不大，高粱穗子很大，但是品质不好，很难下咽。
那个年代，正赶上年景不好，庄稼收成低，各行各业都不富裕，能有的吃就算很不错了。
这样干一天活下来，经常饿的我眼冒金星，前胸贴着后胸，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为了把活赶上去，为了活命，我和工友们吃过黄蓿菜种子，烧烤过老鼠、刺猬和蛇，总而言之，能入口的东西，俺们工友都吃过，甭提多艰难了。
别看日子过得艰难，但是盐场的精神生活也不那么单调。场里有文艺宣传队，咱们场里1971年在北洼还率先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呢！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爷爷轻声的哼着小曲，慢慢的睡着了。
我知道，在爷爷的心里，装满了回忆。
记得爷爷讲过，他老人家最难忘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1959年发生的一次大地震。
1959年，对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多数人而言，应该是平凡的一年。但是对于渤海盐场来讲，可以说是“雪上加霜”灾难频发的一年。
这一年，场里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自然灾害。
据《渤海盐场场志》记载：
2月13日，天降大雨雪，大冷，出现“雨凇”。场内交通终止，高低压线路和通讯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很大；
4月23日，发生特大海潮，潮位高达6.74米。大片盐田被淹没，化盐1.8万吨，各种料具冲毁丢失严重，损失价值50余万元；
6月18日，渤海湾发生7.4级地震，场机关驻地东侧出现60厘米洞孔并冒出黑水岩浆，大部分职工家属暂时迁移到离场区20多里地的南河乡以南，全场短时停产。
天降大难，工人就要拼命大干。从那以后，爷爷和他的工友们，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自救重建和恢复生产中，艰苦奋战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最让爷爷感动的，是场党委、党支部书记和场里的党员同志们，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危险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低头，始终坚守在生产一线，直到最后一个工人和家属撤出场，他们才肯转移到安全地带。
第二件事，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的几次大海潮。当时的情景更加骇人。
爷爷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连续刮了好几天东南风，接着又转为了东北风，下起了暴雨，狂风暴雨引发了渤海湾大海潮。
场里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下到生产一线指挥调度，带领大家夜以继日筑高堤坝，加固池堰，排设麻袋包，应对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
狂风足足有十级以上，刮得人都站立不稳，猫着腰才勉强行进。豆大的雨点打在人身上和脸上，打得人生疼，分不清雨水还是汗水。
关键时刻，还是场党委带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爷爷和突击队员们全力保护堤坝安全。
类似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渤海盐场的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总是能看到党员干部的身影。
爷爷曾经自豪的对我说：“孩子，在俺们那个年代，有一句口号特别响亮，叫做困难面前有我们，党员面前无困难。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前几年爷爷身体好的时候，我曾经想过给爷爷写一本自传或者回忆录，可是爷爷态度很坚决的拒绝了。
每当这个时候，爷爷的眼眶里总是蓄满了泪水，好几次我都看到爷爷偷偷的抹着眼泪。
后来还是听奶奶介绍我才知道，爷爷说，自己能够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活着回来，就算是莫大的幸运和造化了，想一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有的至今还长眠异国他乡，有的甚至还不知道名字，对比他们的巨大牺牲，自己这点事，有什么可写的？更没有什么好宣扬的。
作为建国前的老党员，爷爷始终高度自律，生活简朴。前几年身体好的时候，每年的医疗费花的很少。
大家应该知道，作为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党员，医疗费用在单位上都是实报实销。虽然爷爷不是国家干部，但是他对自己和家人严苛的要命。
他给家里人“约法三章”：家里人的医药费自己负责，坚决不能和他的药费混同着报销。最近几年，他下半身瘫痪，常年卧床，还是坚持能少吃药就少吃药，能不用药就不用药，严格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爷爷的一行一动，对后代的成长帮助极大，也养成了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爹爹和我的三观，使我从小就对共产党，对党员有了一个崇高的认识。
是为了顶替义务工工分。”
“奥，明白了。爷爷，那么后来和您一起参加工作的同村伙伴怎么样了？”
“唉，难啊！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差，盐场又是个重体力的脏苦累活，他们实在受不了这个累，结果都卷起铺盖回家了。由于我是个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咱们可不能给党丢脸啊，所以这才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我呢，推过小车，抬过几百斤的大盐筐。当时的饭食，主要是高粱米加上地瓜干，每顿饭每个人只能给两个窝窝头，因为没有自来水，建场初期喝的是苦咸水，北部风大，吃饭的碗里还经常会有沙子。最难吃的还是一种叫做“返销高粱”的植物，好像是一种杂交高粱，个头不大，高粱穗子很大，但是品质不好，很难下咽。
那个年代，正赶上年景不好，庄稼收成低，各行各业都不富裕，能有的吃就算很不错了。
这样干一天活下来，经常饿的我眼冒金星，前胸贴着后胸，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为了把活赶上去，为了活命，我和工友们吃过黄蓿菜种子，烧烤过老鼠、刺猬和蛇，总而言之，能入口的东西，俺们工友都吃过，甭提多艰难了。
别看日子过得艰难，但是盐场的精神生活也不那么单调。场里有文艺宣传队，咱们场里1971年在北洼还率先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呢！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爷爷轻声的哼着小曲，慢慢的睡着了。
我知道，在爷爷的心里，装满了回忆。
记得爷爷讲过，他老人家最难忘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1959年发生的一次大地震。
1959年，对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多数人而言，应该是平凡的一年。但是对于渤海盐场来讲，可以说是“雪上加霜”灾难频发的一年。
这一年，场里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自然灾害。
据《渤海盐场场志》记载：
2月13日，天降大雨雪，大冷，出现“雨凇”。场内交通终止，高低压线路和通讯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很大；
4月23日，发生特大海潮，潮位高达6.74米。大片盐田被淹没，化盐1.8万吨，各种料具冲毁丢失严重，损失价值50余万元；
6月18日，渤海湾发生7.4级地震，场机关驻地东侧出现60厘米洞孔并冒出黑水岩浆，大部分职工家属暂时迁移到离场区20多里地的南河乡以南，全场短时停产。
天降大难，工人就要拼命大干。从那以后，爷爷和他的工友们，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自救重建和恢复生产中，艰苦奋战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最让爷爷感动的，是场党委、党支部书记和场里的党员同志们，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危险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低头，始终坚守在生产一线，直到最后一个工人和家属撤出场，他们才肯转移到安全地带。
第二件事，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的几次大海潮。当时的情景更加骇人。
爷爷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连续刮了好几天东南风，接着又转为了东北风，下起了暴雨，狂风暴雨引发了渤海湾大海潮。
场里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下到生产一线指挥调度，带领大家夜以继日筑高堤坝，加固池堰，排设麻袋包，应对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
狂风足足有十级以上，刮得人都站立不稳，猫着腰才勉强行进。豆大的雨点打在人身上和脸上，打得人生疼，分不清雨水还是汗水。
关键时刻，还是场党委带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爷爷和突击队员们全力保护堤坝安全。
类似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渤海盐场的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总是能看到党员干部的身影。
爷爷曾经自豪的对我说：“孩子，在俺们那个年代，有一句口号特别响亮，叫做困难面前有我们，党员面前无困难。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前几年爷爷身体好的时候，我曾经想过给爷爷写一本自传或者回忆录，可是爷爷态度很坚决的拒绝了。
每当这个时候，爷爷的眼眶里总是蓄满了泪水，好几次我都看到爷爷偷偷的抹着眼泪。
后来还是听奶奶介绍我才知道，爷爷说，自己能够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活着回来，就算是莫大的幸运和造化了，想一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有的至今还长眠异国他乡，有的甚至还不知道名字，对比他们的巨大牺牲，自己这点事，有什么可写的？更没有什么好宣扬的。
作为建国前的老党员，爷爷始终高度自律，生活简朴。前几年身体好的时候，每年的医疗费花的很少。
大家应该知道，作为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党员，医疗费用在单位上都是实报实销。虽然爷爷不是国家干部，但是他对自己和家人严苛的要命。
他给家里人“约法三章”：家里人的医药费自己负责，坚决不能和他的药费混同着报销。最近几年，他下半身瘫痪，常年卧床，还是坚持能少吃药就少吃药，能不用药就不用药，严格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爷爷的一行一动，对后代的成长帮助极大，也养成了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爹爹和我的三观，使我从小就对共产党，对党员有了一个崇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