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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咸丰六年王茂廕奏陈夷务，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书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何其言之危且切欤！欲戢夷心，莫要于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臣受恩最重，办理洋务最久，实有见于洋人居心积虑之处，而现时尤为迫切紧要之关。外国之求间在此，中国之弥间亦在此。在事诸臣，仅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用敢直陈，伏乞俯鉴刍言，将此摺时置左右，力求端本之治，以回隐患之萌。天下幸甚！”
先是，当台湾事平，文祥即偕恭亲王议兴海防，条上六事：曰练兵，曰简器，曰造船，曰筹饷，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条目，敕下中外大臣会议。至光绪二年，疆臣覆奏，将复下廷议。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臣衰病侵寻，心长智短，知不能永效犬马以报主知。恐一旦填沟壑，则平生欲言未言之隐，无以上达宸聪，下资会议，何以对陛下？此心耿耿，有非总理衙门原奏所能尽者，敢竭诚吐赤，为我皇上敬陈之。夫敌国外患，无代无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为我敌者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虑困心，自立不败，原足作我精神，惺我心志，厉我志气，所谓生于忧患者正在于此。至此而复因循泄沓；一听诸数而莫为之筹，即偶一筹念而移时辄忘，或有名无实，大局将不堪设想，而其几不待智者而决矣。从前夷患之炽，由于中外之情相隔，和战之见无定，疆吏又遇事粉饰，其情形不能上达于朝廷。坐是三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无所底止。泰西各国官商一气，政教并行，各商舶远涉重洋，初至中华，处处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发者，势也。继而见中国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胜于兵力之相迫而卒无不破，此中国之为所轻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迨至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洋情方怨毒而号为懽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战事又起，赔款朝给，捷书暮陈。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执送信之酋以为擒渠，果至两军相交，仍复一败不可收拾。于是夷情愈骄，约款愈肆，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务为畏途，而庚申衅起，几至无可措手。自设立总理衙门，其事始有责成，情形渐能熟悉，在事诸臣亦无敢推诿。然其事非在事诸臣之事，而国家切要之事也。既为国家切要之事，则凡为大清臣子者，无人不应一心谋画，以维大局。况和局之本在自强，自强之要在武备，亦非总理衙门所能操其权尽其用也。使武备果有实际，则于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顾忌，觎觊亦可潜消，事不尽属总理衙门，而无事不息息相关也。乃十数年来，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异议复生，或转讬于成事不说；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于任事之人。是从前之误以无专责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专属而藉口有自。设在事诸臣亦同存此心，争相诿谢，必至如唐臣杜甫诗中所谓‘独使至尊忧社稷’矣。夫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于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于此！今日本扰台之役业经议结，日本尚非法、英、俄、美之比，此事本属无名之师，已几几震动全局，费尽笔争舌战，始就范围。若泰西强大各国环而相伺，得中国一无理之端，藉为名义，构兵而来，更不知如何要挟，如何挽回？言念及此，真有食不下咽者，则自强之计尚可须臾缓哉？此总理衙门奏请饬令会议诸条，实为紧要关系，不可不及早切实筹办者也。今计各疆吏遵旨筹议，指日将依限上陈，如饬下廷议，非向来会议事件可比，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详细筹商，将事之本末始终，一律贯澈，利害之轻重，条议之行止，办法切实，折中定见，无蹈从前会议故习。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如事虽议行，而名是实非，徒为开销帑需，增益各省人员差使名目，亦不如不办。度势揆时，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总理衙门摺内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而大本所在，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总理衙门承办之事，能否维持，全视实力之能否深恃。必确有可战可守之实，庶可握不战之胜。惟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事诸臣之苦心，自能上邀宸鉴。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其才识智力必有百倍于臣者。否则支持既难，变更不免，变而复合，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非臣之所忍言矣。”疏上，未几卒。温诏赐恤，称其“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予骑都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千两治丧，遣贝勒载澂奠醊，谥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往赐祭。十五年，皇太后归政，追念前劳，赐祭一坛。
文祥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清操绝人，家如寒素。谋国深远，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还伊犁，大学士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请专任。文祥既殁，后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国，为所迫胁，擅允条款，朝论譁然。谴罪崇厚，易以曾纪泽往，久之乃定议，幸免大衅。法越事起，和战屡更，以海防疏，不能大创敌，迁就结局。及兴海军，未能竭全力以成之，卒挫于日本。皆如文祥所虑，而朝局数变，日以多事矣。子熙治，以员外郎袭骑都尉世职。
宝鋆，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吉林。道光十八年进士，授礼部主事，擢中允。三迁侍读学士。咸丰二年，粤匪窜两湖，宝鋆疏请邻近诸省力行坚壁清野之策。四年，命往三音诺颜部赐奠，谢绝餽赆，外籓敬之。擢内阁学士。五年，迁礼部侍郎，兼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户部。八年，典浙江乡试，以广额加中官生一名，坐违制，镌一级留任，文宗谕“宝鋆素以果敢自命，亦同瞻徇”特严斥焉。
十年，命赴天津验收海运漕粮，复赴通州察视，迭疏请定杜弊章程，并劾监督贻误，如所请行。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署理户部三库事务，会办京城巡防。时英法联军内犯，车驾幸热河，既至，命提库帑二十万两修葺行宫。宝鋆以国用方亟，持不可。上怒，欲加严谴，会所管三山被掠，诏切责，降五品顶戴。逾月后，以巡防劳勚，复之，兼镶红旗护军统领，复兼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十一年，文宗崩于行在。十月，穆宗回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同治元年，擢户部尚书。二年，奏劾寿庄公主府首领太监张玉苍出言无状，严旨逮讯，玉苍治如律。三年，命大臣轮班进讲治平宝鉴，宝鋆与焉。江宁克复，以翊赞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四年，命佩带内务府印钥。寻以枢务事繁，请解内务府大臣职，允之。自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始求通知外国语言文字，置同文馆，肄习西学，廷臣每以为非。六年，都察院代奏职员杨廷熙上书请撤同文馆，语涉恭亲王及宝鋆等专擅挟持，于是宝鋆偕恭亲王请罢直候查办，温诏慰留，勉以不避嫌怨，勿因浮言推诿。七年，直东捻匪肃清，加军功二级。十一年，调吏部。穆宗大婚礼成，加太子太保。十二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调兵部，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光绪三年，晋武英殿大学士。四年，回疆肃清，被优叙。
宝鋆自同治初年预枢务，偕文祥和衷翊赞，通达政体，知人让善，恭亲王资其襄助，至是朝列渐分门户。文祥既殁，议论益纷，编修何金寿因旱灾劾枢臣不职，请加训责，诏斥恭亲王、宝鋆等目击时艰，毫无补救，严议革职，加恩改留任。五年，以题穆宗神主，加太子太傅，复以实录告成，推恩其子景沣晋秩郎中，侄景星赐举人。七年，庶子陈宝琛以星变陈言，专劾宝鋆，请仿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立予罢斥。诏曰：“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有年，尚无过失。陈宝琛谓其畏难巧卸，瞻徇情面，亦不能确有所指。惟既有此奏，自平时与王大臣等议事未能和衷共济，致启人言。该大学士受恩深重，精力尚健，自当恪矢公忠，勉图报称，务宜殚精竭虑，力戒因循积习，用副委任。”
十年三月，军机大臣自恭亲王以下同日斥罢，诏：“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以原品休致。”十二年，皇太后懿旨加恩，改以大学士致仕，赏食半俸。宝鋆退休后，时偕恭亲王居西山游览唱和。年逾八十，恩赉犹及。十七年，卒。遗疏入，诏褒其“忠清亮直，练达老成”赠太保，祀贤良祠，擢子景沣四品京堂，赐孙廕桓举人，遣贝勒载瀅奠？叕，饰终之典，视在位无所减，谥文靖。子景沣，官至广州将军，卒，谥诚慎。孙廕桓，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历官国子监司业，改乾清门头等侍卫。
论曰：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庆倡言重用汉臣，俾曾国籓、胡林翼等得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其功甚伟。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咸丰六年王茂廕奏陈夷务，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书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何其言之危且切欤！欲戢夷心，莫要于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臣受恩最重，办理洋务最久，实有见于洋人居心积虑之处，而现时尤为迫切紧要之关。外国之求间在此，中国之弥间亦在此。在事诸臣，仅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用敢直陈，伏乞俯鉴刍言，将此摺时置左右，力求端本之治，以回隐患之萌。天下幸甚！”
先是，当台湾事平，文祥即偕恭亲王议兴海防，条上六事：曰练兵，曰简器，曰造船，曰筹饷，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条目，敕下中外大臣会议。至光绪二年，疆臣覆奏，将复下廷议。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臣衰病侵寻，心长智短，知不能永效犬马以报主知。恐一旦填沟壑，则平生欲言未言之隐，无以上达宸聪，下资会议，何以对陛下？此心耿耿，有非总理衙门原奏所能尽者，敢竭诚吐赤，为我皇上敬陈之。夫敌国外患，无代无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为我敌者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虑困心，自立不败，原足作我精神，惺我心志，厉我志气，所谓生于忧患者正在于此。至此而复因循泄沓；一听诸数而莫为之筹，即偶一筹念而移时辄忘，或有名无实，大局将不堪设想，而其几不待智者而决矣。从前夷患之炽，由于中外之情相隔，和战之见无定，疆吏又遇事粉饰，其情形不能上达于朝廷。坐是三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无所底止。泰西各国官商一气，政教并行，各商舶远涉重洋，初至中华，处处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发者，势也。继而见中国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胜于兵力之相迫而卒无不破，此中国之为所轻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迨至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洋情方怨毒而号为懽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战事又起，赔款朝给，捷书暮陈。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执送信之酋以为擒渠，果至两军相交，仍复一败不可收拾。于是夷情愈骄，约款愈肆，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务为畏途，而庚申衅起，几至无可措手。自设立总理衙门，其事始有责成，情形渐能熟悉，在事诸臣亦无敢推诿。然其事非在事诸臣之事，而国家切要之事也。既为国家切要之事，则凡为大清臣子者，无人不应一心谋画，以维大局。况和局之本在自强，自强之要在武备，亦非总理衙门所能操其权尽其用也。使武备果有实际，则于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顾忌，觎觊亦可潜消，事不尽属总理衙门，而无事不息息相关也。乃十数年来，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异议复生，或转讬于成事不说；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于任事之人。是从前之误以无专责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专属而藉口有自。设在事诸臣亦同存此心，争相诿谢，必至如唐臣杜甫诗中所谓‘独使至尊忧社稷’矣。夫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于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于此！今日本扰台之役业经议结，日本尚非法、英、俄、美之比，此事本属无名之师，已几几震动全局，费尽笔争舌战，始就范围。若泰西强大各国环而相伺，得中国一无理之端，藉为名义，构兵而来，更不知如何要挟，如何挽回？言念及此，真有食不下咽者，则自强之计尚可须臾缓哉？此总理衙门奏请饬令会议诸条，实为紧要关系，不可不及早切实筹办者也。今计各疆吏遵旨筹议，指日将依限上陈，如饬下廷议，非向来会议事件可比，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详细筹商，将事之本末始终，一律贯澈，利害之轻重，条议之行止，办法切实，折中定见，无蹈从前会议故习。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如事虽议行，而名是实非，徒为开销帑需，增益各省人员差使名目，亦不如不办。度势揆时，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总理衙门摺内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而大本所在，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总理衙门承办之事，能否维持，全视实力之能否深恃。必确有可战可守之实，庶可握不战之胜。惟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事诸臣之苦心，自能上邀宸鉴。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其才识智力必有百倍于臣者。否则支持既难，变更不免，变而复合，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非臣之所忍言矣。”疏上，未几卒。温诏赐恤，称其“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予骑都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千两治丧，遣贝勒载澂奠醊，谥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往赐祭。十五年，皇太后归政，追念前劳，赐祭一坛。
文祥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清操绝人，家如寒素。谋国深远，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还伊犁，大学士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请专任。文祥既殁，后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国，为所迫胁，擅允条款，朝论譁然。谴罪崇厚，易以曾纪泽往，久之乃定议，幸免大衅。法越事起，和战屡更，以海防疏，不能大创敌，迁就结局。及兴海军，未能竭全力以成之，卒挫于日本。皆如文祥所虑，而朝局数变，日以多事矣。子熙治，以员外郎袭骑都尉世职。
宝鋆，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吉林。道光十八年进士，授礼部主事，擢中允。三迁侍读学士。咸丰二年，粤匪窜两湖，宝鋆疏请邻近诸省力行坚壁清野之策。四年，命往三音诺颜部赐奠，谢绝餽赆，外籓敬之。擢内阁学士。五年，迁礼部侍郎，兼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户部。八年，典浙江乡试，以广额加中官生一名，坐违制，镌一级留任，文宗谕“宝鋆素以果敢自命，亦同瞻徇”特严斥焉。
十年，命赴天津验收海运漕粮，复赴通州察视，迭疏请定杜弊章程，并劾监督贻误，如所请行。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署理户部三库事务，会办京城巡防。时英法联军内犯，车驾幸热河，既至，命提库帑二十万两修葺行宫。宝鋆以国用方亟，持不可。上怒，欲加严谴，会所管三山被掠，诏切责，降五品顶戴。逾月后，以巡防劳勚，复之，兼镶红旗护军统领，复兼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十一年，文宗崩于行在。十月，穆宗回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同治元年，擢户部尚书。二年，奏劾寿庄公主府首领太监张玉苍出言无状，严旨逮讯，玉苍治如律。三年，命大臣轮班进讲治平宝鉴，宝鋆与焉。江宁克复，以翊赞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四年，命佩带内务府印钥。寻以枢务事繁，请解内务府大臣职，允之。自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始求通知外国语言文字，置同文馆，肄习西学，廷臣每以为非。六年，都察院代奏职员杨廷熙上书请撤同文馆，语涉恭亲王及宝鋆等专擅挟持，于是宝鋆偕恭亲王请罢直候查办，温诏慰留，勉以不避嫌怨，勿因浮言推诿。七年，直东捻匪肃清，加军功二级。十一年，调吏部。穆宗大婚礼成，加太子太保。十二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调兵部，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光绪三年，晋武英殿大学士。四年，回疆肃清，被优叙。
宝鋆自同治初年预枢务，偕文祥和衷翊赞，通达政体，知人让善，恭亲王资其襄助，至是朝列渐分门户。文祥既殁，议论益纷，编修何金寿因旱灾劾枢臣不职，请加训责，诏斥恭亲王、宝鋆等目击时艰，毫无补救，严议革职，加恩改留任。五年，以题穆宗神主，加太子太傅，复以实录告成，推恩其子景沣晋秩郎中，侄景星赐举人。七年，庶子陈宝琛以星变陈言，专劾宝鋆，请仿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立予罢斥。诏曰：“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有年，尚无过失。陈宝琛谓其畏难巧卸，瞻徇情面，亦不能确有所指。惟既有此奏，自平时与王大臣等议事未能和衷共济，致启人言。该大学士受恩深重，精力尚健，自当恪矢公忠，勉图报称，务宜殚精竭虑，力戒因循积习，用副委任。”
十年三月，军机大臣自恭亲王以下同日斥罢，诏：“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以原品休致。”十二年，皇太后懿旨加恩，改以大学士致仕，赏食半俸。宝鋆退休后，时偕恭亲王居西山游览唱和。年逾八十，恩赉犹及。十七年，卒。遗疏入，诏褒其“忠清亮直，练达老成”赠太保，祀贤良祠，擢子景沣四品京堂，赐孙廕桓举人，遣贝勒载瀅奠？叕，饰终之典，视在位无所减，谥文靖。子景沣，官至广州将军，卒，谥诚慎。孙廕桓，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历官国子监司业，改乾清门头等侍卫。
论曰：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庆倡言重用汉臣，俾曾国籓、胡林翼等得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其功甚伟。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