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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克用连得泽潞二郡说
《通鉴考异》卷二五“十月，克用取潞州”条引薛史(孟方立传》(按，非今所传之薛史)，“四年二月克用自河中陕度河”条引《太祖纪年录》及《旧唐书·王徽传》等又认为，中和三年十月前已据泽州，或日，光启三年时，克修既已“连收泽潞二郡”。
3.当以初只取一郡说为是
考唐末之泽潞，乃为各家纷争之地，易手频繁，诸史之异，或各据一端。由中笔者疑中和三年(883)至光启四年(887)之间，克用或曾一度占据泽州，既而复为河阳所据。今权采初只取潞州一郡说。其取潞州之时间，薛史《武皇纪上》订为中和三年十一月；而《李克修传》及《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孟方立传》皆订为十月；《通鉴》则进一步订为“冬十月辛亥(十八)”。今依《通鉴》。由此，订克修当于中和三年冬十月辛亥(十八)之后仅称留后，至四年八月始表为昭义节度较为合理。
4.崇韬典军务之时间
由上可知，崇韬之典军务，自当在中和三年(883)十月辛亥(十八)之后。
(三)奉旨凤翔及用为中门使
1.奉使凤翔
此事详情不见史载，笔者推测，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夏秋之季张涪伐河东之时。据史，克修于大顺元年三月卒，由是，崇韬“归隶太原，以为典谒”。五月壬子，张？睿帅师发京师，六月，“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至八月，克用部将李存孝擒孙揆，伐河东之众遂节节败退，至十一月大败而归。由此分析，崇韬之“奉使凤翔”，时当在五月至八月之间，旨在游说凤翔帅李茂贞，以瓦解张涪伐河东之行动。据《通鉴》，此次进兵中，“邰、凤之师未战而走”，“(韩)建兵不利，静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溶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与韩建闭城拒守。”《通鉴考异》卷二四引《太祖纪年录》云：“邰凤之师望风遁归。”由上可以看出，如果说李茂贞的凤翔军在此次行动中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每战率先“不战而走”、“望风遁归”，以陷张溶于孤立挨打之境地。据史，此后一段时间李茂贞渐与克用密切，故日崇韬“奉使凤翔，称旨”。(册府》卷三四七、三0九俱载：“奉使凤翔，称旨”，迁左教练西宫使。依上考，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六月间。
以上考证主要参照刘国宾先生《郭崇韬生平事迹考辩》，转论并致谢。
第209章出镇河中(七)
李曜听了，心里多少也还是有点得意，他打河中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以他这种万事三思于前的性子，岂能没有备用计划？需要用到水军的可能性，他早有考虑，而且他的军械监麾下，的确有两百多艘大船，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不少试制的战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不出面，更待何时？
不过李曜如今试制的战舰，并不算多么先进，这主要是因为河东比较缺乏造船业的人才，也缺少适合建造大型战舰的场所，甚至造船器材都很缺乏。因为这些原因，军械监目前试制的战舰，也就是目前主流水平，这还是军械监日益强大之后各方搜罗技术人才和图纸才达到的水平，要不是去了一次扬州，这一点都办不到。
船舶作为水上交通以及商贸运输的工具，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大唐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李曜以制造商船为掩护试制几艘战舰，自然不成问题。作为有着现代社会思维的人，他对水运的重视性远高于此时的“古人”，这或多或少的体现了他心中对海洋的向往，他虽然从没想过什么扬帆四海争霸世界，但他的确希望将海洋探索精神植入这个时代。
大唐的航运事业十分发达，李曜利用航运河道将军械监的商业触角遍布天下，自然不会忘了顺带将造船也带动一下，为今后提前作个准备。所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又有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唐航运，以长江为东西主干线，南北有众多支流及运河相沟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错密布，处处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见到船舶的频繁往来。
不过若说造船，最盛者当在长江流域。
在长江上游，造船业有着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总管杨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舰”。武德年间，夔州总管李孝恭东下征战，于此“大造舟楫”。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准备跨海征辽东，下令各州打造舰船，鉴于蜀地“百姓富庶”，于是“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舰船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后蜀时，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区的造船行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大唐剑南道的物资主要通过长江航运直下荆、湘，既能远帆出海，也能转航北方。杜佑说：“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河抵东都。”沿长江直下，商贸交通畅行便利，往来船只难以计数，对此，唐朝诗人多有描述。薛逢《题剑门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货通邦计”；卢纶《送何下第后归蜀》云：“水程通海货”。杜甫更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青帘白舫益州来”的诸多吟咏。
到了长江中游，航道舒阔，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数量又明显多于上游。李峤《为第二舅让江州刺史表》说：“荆门东会，舳舻相接”；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曾说荆门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线上：“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由长江主航道南穿洞庭，进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刘禹锡说武陵：“拥楫舟为市”，沈传师说潭州：“丹槛缭郭千艘屯”。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年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与造价来讲，潭州能够承建大吨位的船舶。
从鄂州下江州，便可通过鄱阳湖直抵洪州，在这段水域内，船舶最为集中。《唐国史补》中记载：“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舟船之盛，尽于江西”。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鄂州大风，火发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见鄂州江面上船只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带的船舶数量也不亚于鄂州。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记载：“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络绎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符载也说：“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驾万轴”。洪州地区的造船能力相当充实，一次便能铺开数百艘船只持续打造。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委任阎立德“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并随从这批海船渡海征辽东。后来，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资治通鉴》也曾记载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而长江下游一带，素以水乡泽国而著称，其船舶拥有量及其航运能力更是在唐朝首屈一指。靠近扬州的江面上，船只格外见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扬州府……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此处“江中迎舟，舳舻相接。”东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与扬州通航，大小船队，往来如梭。陈鸣《庐州同食馆记》说：“郡米数万石输扬州，舳舻相继，出巢湖，入大江。”《河东记》云：“自浙东抵扬州，……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可见，四方船舶都通过水路汇聚扬州。《五行志》记载：“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只数千艘。”根据李曜上次在扬州的见闻，猜测这其中必定包括外来的船舶。
李曜这一趟扬州之行，在扬州可不光是呆在养心阁养心，他不仅暗中操控军械监在扬州扩大势力，而且不动声色的网罗了不少造船业的人才，从设计到工匠，花重金大把的搜罗。
扬州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造船中心，官营造船工场也多设在此州之内。唐中宗时，洛阳要购买“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平均每只船的造价为五百缗。刘晏任盐铁使后，“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其造价高过中宗时所造竞渡船的一倍。为了严格掌握造船的质量，刘晏还派“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前后制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刘晏根据扬州船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对合理的造船费用标准。用高价格吸引造船者，同时分场设官员，允许各船场之间公平竞争。这样，不但保证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数额，也大大刺激了扬州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五十年之后，由于船场实力扩大，积累增多，成本减低，造船费用便开始大幅度下降，史称：“后五十余岁，果有计其余，减五百千者。”这说明，扬州船业制造经过长期运作，已经不断压缩了单位成本。此后，官方所用船只，常向扬州船场定货。《旧唐书》之《张仲方传》记载：“敬宗童年戏慢，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有唐一代，扬州地区的造船能力不断提高。
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入淮水，通汴水，可抵达京都，这便是唐朝著名的漕运线。楚州和泗州便是淮河流域上的交通枢纽。李邕《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记载：“淮阴县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商旅接舻，……鱼贯迤其万艘”。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楼记》记载：“泗城据汴淮奔会处，汴泛以射，淮广而吞，……商贩四冲，舷击柂交。”张籍曾用“春冰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的诗句来描绘当地舟航的繁忙景象。从泗州出发，进入汴、宋水域，这里又是舟船集结的地方。《李勣传》说：“宋、郑两郡，地管运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而洛阳更是“水漕淮海”、“舟车并凑，水陆交冲”。宋州还是北方著名的造船基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宋州刺史王波利就承命“造大船数百艘”。所以杜甫说宋州“邑中九万家，……舟车半天下”。
李曜在扬州暗中搜罗的工匠技师通过“商业渠道”被转往北方，许多人甚至是拖家带口一并过去。正是因为中国人历来讲究落叶归根，让这批人万里迢迢去北国落地生根太难，所以李曜才会在扬州逗留半年之久。以他的算盘，岂能在扬州空耗许久，就仅仅为了等着将那三千骑兵带回？自然是要趁此机会办更多的事。
而黄河以北地区虽然不如南方那样舟航密布，但实际上在唐朝时期，造船业也颇具规模，幽州、灵州等地都能造船。比如太宗时，韦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武德年间，高祖也曾“发卒于灵州造战船”，“置舟师于黄河之中”。
问题在于，灵州也好，幽州也罢，如今都不属于李克用，幽州虽然短暂归属，但李曜知道李克用坚持让刘仁恭出任幽州节度使之后，就没考虑过将造船基地定在幽州，再说在幽州造船，离中原未免太远，离他设想中的立身之地河中也太远。
选址问题，李曜很是伤了一番脑筋，好在军械监之前正开始了测绘工作，李曜自然将其利用起来，最终选址在了一个几乎“三不管”的地方：樊村。
光说如此一个小地名，谁也不知道在何处，实际上它位于李克用河东所属的慈州最南端，紧邻王重盈河中绛州最西北，如果隔黄河往西望去，则是韩建同华节度使辖区的最东北。
此处作为军械监的临时造船基地，有三大优势：一，黄河到此突然变宽十倍，水面极宽，水深也够，适合走船、停船；二，此地还是李克用河东军势力范围，南边王重盈是盟友，西南韩建不够胆量来惹，而河东慈州刺史为李存进，乃是原李存孝、现李曜一派之人，李曜在他的辖区设立几个造船点，而且地方偏僻，他绝不会多说半句废话；三，此处离河中极近，有利于将来。
中国地形复杂，水域情况也因其地理位置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对船舶的建造有着不同的要求。李曜经过了解，知道唐朝工匠已经能够根据各地水情状况设计出各种型体的舟船。在仔细询问了黄河流域跑船的老舵手们之后，李曜慎重地选择了两种商船，而军舰类的船只，种类则略多一些，不过相比商船，军舰的建造数量要小得多，这是因为李曜目前造船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以及让这些人“练手”。
黄河中游航道素以水急滩险而闻名，为适应这种暗礁险滩密布的航道特点，军械监商船大多设计成平底型，同时，鉴于有些河道水流湍急，船的两侧都造成鼓突的外形，借以增加船体的稳固性。元稹所说“下峡舟船腹似鱼”，就指这种型体。
此外，军械监商船还配备了各种船具，以保障航行。按照水运处给李曜呈上的公文来说：“本处造船壹厂所造之船，与下之船，大抵观浮叶而为之，其状一也。执而为用者，或状殊而用一，或状同而名异，皆有谓也。下之船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尾有柁，傍有棚。上者以其山曲水急，下有石，皆不可用也。状直如艣，前后各一者，谓之梢。船之斜正欹侧，为船之司命者。梢类柁，其状殊，而船之便于事者，悉不如梢。作梢诗。桨、桡、櫂、拔，使其进而无退，利涉川泽。为船之陈力者，艣，几桨类，其状同而异名也；在船有力，悉不如艣。作艣诗。河水湍峻，激石忽发者谓之濆，沱洑而漩者谓之脑。岸石壁立，濆之忽作，篙力难制，以其木之坚韧竿直，戟其首以竹纳护之者，谓之戙。竹为而句其，戙者，谓之纳。为船之良辅者，戙与篙，状殊而用一也。在船独出，悉不如戙。作戙诗。崖石如齿，非麻枲纫绳之为前牵，取竹之筋者，破而用枲为韧以续之，以备其牵者，谓之百丈。系其船首者谓之阳纽。牵之者击鼓以号令之。人声滩乱，无以相接，所以节动止进退。牵之妨碍者谓之下纬，济其不通。为船之先进者，枲与竹，状殊而用一也。在船先容，悉不如百丈。作百丈诗。”
这话是说，军械监所造的这种商船上最重要的用具是掌握航向的梢，船头船尾各设一梢，这样就加强了控制方向的力度。用于划水的船具有桨、桡、艣等。此外，商船上还设置了独特的戙，这是一种硬木长竿，竿头有横木，其作用在于支撑外物，防止船体触碰礁石岸石。在风帆推力不足的情况下，商船偶尔还需用人力牵引，为此，设计出了叫作百丈的牵引绳索。这种索缆坚实耐磨，可以在岸石上长期拉引。
到了黄河中下游，江面扩宽，险滩减少，但受季风的影响，往往出现较大的风浪，所以，第二种大型平面舟船就应运而生，李曜为其取名晋船。晋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船形宽广，船体扁平，方头而平底。虽然其船体有大有小，共分大中小三款，但均为平底、平头，这些都是这批晋船的显著特征。这种船只抗风性能好，运输能力强，但前行阻力较大，操纵并不灵敏，因此不太适宜进入航道狭窄、水流湍急、礁石密布的黄河、长江上游航道，也难以靠近险要地段，所以水运处的公文称此舟船要“随江、汴、河、渭所宜”，有所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之说，就在于各种不同制型的舟船要适应不同水域，才能安全畅行。
当然民用船只只是为了李曜将军械监的触角扩大，同时提高运输效率，外加让技工们练手，本身李曜并不指望从中获得多少利益。他最主要的目光，还是放在军舰的建设上了。
大唐的军用舰船分为若干类型，以适应于战斗需要。此时的军用舰... -->>
2.关于克用连得泽潞二郡说
《通鉴考异》卷二五“十月，克用取潞州”条引薛史(孟方立传》(按，非今所传之薛史)，“四年二月克用自河中陕度河”条引《太祖纪年录》及《旧唐书·王徽传》等又认为，中和三年十月前已据泽州，或日，光启三年时，克修既已“连收泽潞二郡”。
3.当以初只取一郡说为是
考唐末之泽潞，乃为各家纷争之地，易手频繁，诸史之异，或各据一端。由中笔者疑中和三年(883)至光启四年(887)之间，克用或曾一度占据泽州，既而复为河阳所据。今权采初只取潞州一郡说。其取潞州之时间，薛史《武皇纪上》订为中和三年十一月；而《李克修传》及《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孟方立传》皆订为十月；《通鉴》则进一步订为“冬十月辛亥(十八)”。今依《通鉴》。由此，订克修当于中和三年冬十月辛亥(十八)之后仅称留后，至四年八月始表为昭义节度较为合理。
4.崇韬典军务之时间
由上可知，崇韬之典军务，自当在中和三年(883)十月辛亥(十八)之后。
(三)奉旨凤翔及用为中门使
1.奉使凤翔
此事详情不见史载，笔者推测，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夏秋之季张涪伐河东之时。据史，克修于大顺元年三月卒，由是，崇韬“归隶太原，以为典谒”。五月壬子，张？睿帅师发京师，六月，“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至八月，克用部将李存孝擒孙揆，伐河东之众遂节节败退，至十一月大败而归。由此分析，崇韬之“奉使凤翔”，时当在五月至八月之间，旨在游说凤翔帅李茂贞，以瓦解张涪伐河东之行动。据《通鉴》，此次进兵中，“邰、凤之师未战而走”，“(韩)建兵不利，静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溶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与韩建闭城拒守。”《通鉴考异》卷二四引《太祖纪年录》云：“邰凤之师望风遁归。”由上可以看出，如果说李茂贞的凤翔军在此次行动中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每战率先“不战而走”、“望风遁归”，以陷张溶于孤立挨打之境地。据史，此后一段时间李茂贞渐与克用密切，故日崇韬“奉使凤翔，称旨”。(册府》卷三四七、三0九俱载：“奉使凤翔，称旨”，迁左教练西宫使。依上考，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六月间。
以上考证主要参照刘国宾先生《郭崇韬生平事迹考辩》，转论并致谢。
第209章出镇河中(七)
李曜听了，心里多少也还是有点得意，他打河中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以他这种万事三思于前的性子，岂能没有备用计划？需要用到水军的可能性，他早有考虑，而且他的军械监麾下，的确有两百多艘大船，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不少试制的战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不出面，更待何时？
不过李曜如今试制的战舰，并不算多么先进，这主要是因为河东比较缺乏造船业的人才，也缺少适合建造大型战舰的场所，甚至造船器材都很缺乏。因为这些原因，军械监目前试制的战舰，也就是目前主流水平，这还是军械监日益强大之后各方搜罗技术人才和图纸才达到的水平，要不是去了一次扬州，这一点都办不到。
船舶作为水上交通以及商贸运输的工具，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大唐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李曜以制造商船为掩护试制几艘战舰，自然不成问题。作为有着现代社会思维的人，他对水运的重视性远高于此时的“古人”，这或多或少的体现了他心中对海洋的向往，他虽然从没想过什么扬帆四海争霸世界，但他的确希望将海洋探索精神植入这个时代。
大唐的航运事业十分发达，李曜利用航运河道将军械监的商业触角遍布天下，自然不会忘了顺带将造船也带动一下，为今后提前作个准备。所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又有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唐航运，以长江为东西主干线，南北有众多支流及运河相沟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错密布，处处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见到船舶的频繁往来。
不过若说造船，最盛者当在长江流域。
在长江上游，造船业有着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总管杨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舰”。武德年间，夔州总管李孝恭东下征战，于此“大造舟楫”。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准备跨海征辽东，下令各州打造舰船，鉴于蜀地“百姓富庶”，于是“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舰船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后蜀时，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区的造船行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大唐剑南道的物资主要通过长江航运直下荆、湘，既能远帆出海，也能转航北方。杜佑说：“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河抵东都。”沿长江直下，商贸交通畅行便利，往来船只难以计数，对此，唐朝诗人多有描述。薛逢《题剑门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货通邦计”；卢纶《送何下第后归蜀》云：“水程通海货”。杜甫更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青帘白舫益州来”的诸多吟咏。
到了长江中游，航道舒阔，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数量又明显多于上游。李峤《为第二舅让江州刺史表》说：“荆门东会，舳舻相接”；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曾说荆门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线上：“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由长江主航道南穿洞庭，进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刘禹锡说武陵：“拥楫舟为市”，沈传师说潭州：“丹槛缭郭千艘屯”。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年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与造价来讲，潭州能够承建大吨位的船舶。
从鄂州下江州，便可通过鄱阳湖直抵洪州，在这段水域内，船舶最为集中。《唐国史补》中记载：“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舟船之盛，尽于江西”。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鄂州大风，火发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见鄂州江面上船只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带的船舶数量也不亚于鄂州。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记载：“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络绎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符载也说：“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驾万轴”。洪州地区的造船能力相当充实，一次便能铺开数百艘船只持续打造。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委任阎立德“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并随从这批海船渡海征辽东。后来，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资治通鉴》也曾记载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而长江下游一带，素以水乡泽国而著称，其船舶拥有量及其航运能力更是在唐朝首屈一指。靠近扬州的江面上，船只格外见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扬州府……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此处“江中迎舟，舳舻相接。”东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与扬州通航，大小船队，往来如梭。陈鸣《庐州同食馆记》说：“郡米数万石输扬州，舳舻相继，出巢湖，入大江。”《河东记》云：“自浙东抵扬州，……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可见，四方船舶都通过水路汇聚扬州。《五行志》记载：“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只数千艘。”根据李曜上次在扬州的见闻，猜测这其中必定包括外来的船舶。
李曜这一趟扬州之行，在扬州可不光是呆在养心阁养心，他不仅暗中操控军械监在扬州扩大势力，而且不动声色的网罗了不少造船业的人才，从设计到工匠，花重金大把的搜罗。
扬州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造船中心，官营造船工场也多设在此州之内。唐中宗时，洛阳要购买“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平均每只船的造价为五百缗。刘晏任盐铁使后，“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其造价高过中宗时所造竞渡船的一倍。为了严格掌握造船的质量，刘晏还派“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前后制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刘晏根据扬州船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对合理的造船费用标准。用高价格吸引造船者，同时分场设官员，允许各船场之间公平竞争。这样，不但保证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数额，也大大刺激了扬州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五十年之后，由于船场实力扩大，积累增多，成本减低，造船费用便开始大幅度下降，史称：“后五十余岁，果有计其余，减五百千者。”这说明，扬州船业制造经过长期运作，已经不断压缩了单位成本。此后，官方所用船只，常向扬州船场定货。《旧唐书》之《张仲方传》记载：“敬宗童年戏慢，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有唐一代，扬州地区的造船能力不断提高。
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入淮水，通汴水，可抵达京都，这便是唐朝著名的漕运线。楚州和泗州便是淮河流域上的交通枢纽。李邕《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记载：“淮阴县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商旅接舻，……鱼贯迤其万艘”。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楼记》记载：“泗城据汴淮奔会处，汴泛以射，淮广而吞，……商贩四冲，舷击柂交。”张籍曾用“春冰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的诗句来描绘当地舟航的繁忙景象。从泗州出发，进入汴、宋水域，这里又是舟船集结的地方。《李勣传》说：“宋、郑两郡，地管运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而洛阳更是“水漕淮海”、“舟车并凑，水陆交冲”。宋州还是北方著名的造船基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宋州刺史王波利就承命“造大船数百艘”。所以杜甫说宋州“邑中九万家，……舟车半天下”。
李曜在扬州暗中搜罗的工匠技师通过“商业渠道”被转往北方，许多人甚至是拖家带口一并过去。正是因为中国人历来讲究落叶归根，让这批人万里迢迢去北国落地生根太难，所以李曜才会在扬州逗留半年之久。以他的算盘，岂能在扬州空耗许久，就仅仅为了等着将那三千骑兵带回？自然是要趁此机会办更多的事。
而黄河以北地区虽然不如南方那样舟航密布，但实际上在唐朝时期，造船业也颇具规模，幽州、灵州等地都能造船。比如太宗时，韦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武德年间，高祖也曾“发卒于灵州造战船”，“置舟师于黄河之中”。
问题在于，灵州也好，幽州也罢，如今都不属于李克用，幽州虽然短暂归属，但李曜知道李克用坚持让刘仁恭出任幽州节度使之后，就没考虑过将造船基地定在幽州，再说在幽州造船，离中原未免太远，离他设想中的立身之地河中也太远。
选址问题，李曜很是伤了一番脑筋，好在军械监之前正开始了测绘工作，李曜自然将其利用起来，最终选址在了一个几乎“三不管”的地方：樊村。
光说如此一个小地名，谁也不知道在何处，实际上它位于李克用河东所属的慈州最南端，紧邻王重盈河中绛州最西北，如果隔黄河往西望去，则是韩建同华节度使辖区的最东北。
此处作为军械监的临时造船基地，有三大优势：一，黄河到此突然变宽十倍，水面极宽，水深也够，适合走船、停船；二，此地还是李克用河东军势力范围，南边王重盈是盟友，西南韩建不够胆量来惹，而河东慈州刺史为李存进，乃是原李存孝、现李曜一派之人，李曜在他的辖区设立几个造船点，而且地方偏僻，他绝不会多说半句废话；三，此处离河中极近，有利于将来。
中国地形复杂，水域情况也因其地理位置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对船舶的建造有着不同的要求。李曜经过了解，知道唐朝工匠已经能够根据各地水情状况设计出各种型体的舟船。在仔细询问了黄河流域跑船的老舵手们之后，李曜慎重地选择了两种商船，而军舰类的船只，种类则略多一些，不过相比商船，军舰的建造数量要小得多，这是因为李曜目前造船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以及让这些人“练手”。
黄河中游航道素以水急滩险而闻名，为适应这种暗礁险滩密布的航道特点，军械监商船大多设计成平底型，同时，鉴于有些河道水流湍急，船的两侧都造成鼓突的外形，借以增加船体的稳固性。元稹所说“下峡舟船腹似鱼”，就指这种型体。
此外，军械监商船还配备了各种船具，以保障航行。按照水运处给李曜呈上的公文来说：“本处造船壹厂所造之船，与下之船，大抵观浮叶而为之，其状一也。执而为用者，或状殊而用一，或状同而名异，皆有谓也。下之船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尾有柁，傍有棚。上者以其山曲水急，下有石，皆不可用也。状直如艣，前后各一者，谓之梢。船之斜正欹侧，为船之司命者。梢类柁，其状殊，而船之便于事者，悉不如梢。作梢诗。桨、桡、櫂、拔，使其进而无退，利涉川泽。为船之陈力者，艣，几桨类，其状同而异名也；在船有力，悉不如艣。作艣诗。河水湍峻，激石忽发者谓之濆，沱洑而漩者谓之脑。岸石壁立，濆之忽作，篙力难制，以其木之坚韧竿直，戟其首以竹纳护之者，谓之戙。竹为而句其，戙者，谓之纳。为船之良辅者，戙与篙，状殊而用一也。在船独出，悉不如戙。作戙诗。崖石如齿，非麻枲纫绳之为前牵，取竹之筋者，破而用枲为韧以续之，以备其牵者，谓之百丈。系其船首者谓之阳纽。牵之者击鼓以号令之。人声滩乱，无以相接，所以节动止进退。牵之妨碍者谓之下纬，济其不通。为船之先进者，枲与竹，状殊而用一也。在船先容，悉不如百丈。作百丈诗。”
这话是说，军械监所造的这种商船上最重要的用具是掌握航向的梢，船头船尾各设一梢，这样就加强了控制方向的力度。用于划水的船具有桨、桡、艣等。此外，商船上还设置了独特的戙，这是一种硬木长竿，竿头有横木，其作用在于支撑外物，防止船体触碰礁石岸石。在风帆推力不足的情况下，商船偶尔还需用人力牵引，为此，设计出了叫作百丈的牵引绳索。这种索缆坚实耐磨，可以在岸石上长期拉引。
到了黄河中下游，江面扩宽，险滩减少，但受季风的影响，往往出现较大的风浪，所以，第二种大型平面舟船就应运而生，李曜为其取名晋船。晋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船形宽广，船体扁平，方头而平底。虽然其船体有大有小，共分大中小三款，但均为平底、平头，这些都是这批晋船的显著特征。这种船只抗风性能好，运输能力强，但前行阻力较大，操纵并不灵敏，因此不太适宜进入航道狭窄、水流湍急、礁石密布的黄河、长江上游航道，也难以靠近险要地段，所以水运处的公文称此舟船要“随江、汴、河、渭所宜”，有所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之说，就在于各种不同制型的舟船要适应不同水域，才能安全畅行。
当然民用船只只是为了李曜将军械监的触角扩大，同时提高运输效率，外加让技工们练手，本身李曜并不指望从中获得多少利益。他最主要的目光，还是放在军舰的建设上了。
大唐的军用舰船分为若干类型，以适应于战斗需要。此时的军用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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