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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钟，阿尔贝宛若一声雷霆，落到波尚的门前。仆人按事先得到的吩咐，将莫尔塞夫领进主人的卧室里，波尚正在洗澡。
“怎么样？”阿尔贝问。
“不怎么样，我可怜的朋友，”波尚答道，“我一直在等您。”
“现在我来了。我不会对您说，波尚，我相信您讲义气，够朋友，这件事您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不，我的朋友。况且，您派专人去传话，这就证明。所以，我们不要在开场白上浪费时间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您认为，搞这一手的究竟是什么人？”
“我马上用两个字告诉您。”
“好的，但在这之前，您该把全部细节告诉我，把这类卑鄙行径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于是，波尚便向这位羞辱和痛苦折磨着的青年开始叙述下面这些事实：
两天前的早晨，另一份报纸（不是《大公报》）刊登了那则消息，这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公众都知道那家报纸是政府的喉舌。波尚见到这条消息时正在用早餐；他也顾不得再用餐了，当即吩咐叫了一辆轻便马车，一路赶往那家报社。尽管波尚的政治态度跟那家报社的总编截然对立，可他俩却是挚友，这种事有时，或者不妨说经常是会有的。
波尚到时，那位总编正在津津有味地读报上一篇论甜菜问题文章，那篇文章大概是他自己写的。
“啊，真好！”波尚说，“既然您手里拿着报纸，我的朋友，我就不必告诉您我这次拜访的原因了。”
“难道您也关心食糖问题了吗？”那家政府报纸的总编问道。
“不，”波尚回答，“对这个问题，我完全是个外行，我所关心的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什么问题？”
“那篇关于莫尔塞夫的文章。”
“真的！那不是一件怪事吗？”
“我认为您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很有可能被控为破坏名誉罪。”
“没事；我们收到这份来稿时，还拿到了全部旁证材料，拿得准德·莫尔塞夫伯爵是不敢声辩的；况且，揭露沽名钓誉的家伙的可耻行径，也算是报效国家吧。”
波尚犹如五雷轰顶，“那么，是谁来这样正式地通知您的呢？”他问道，“这件事情是我的报纸先发动的，但由于证据不足，不得不停止刊载，其实对揭露莫尔塞夫先生这件事，更感兴趣的应该是我们，因为他是法国贵族院的一个议员，而我们是反对派。”
“噢！我的上帝，这很简单，我们没有去追求丑闻，是它自己送上门来的。昨天从雅尼那来了一个人，带来这份怪资料，当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刊载这个指控性的消息时，那个人声称，假如我们拒绝刊登，它就会在另一家报纸上发表的。说真的，波尚，您知道，什么叫做一条有分量的新闻；我们不想失掉它。现在这炮打中了，这炮了不起，震动了全欧洲。”
波尚明白，他只有低头认输，于是便带着失望离开了报馆，派人向莫尔塞夫讲明情况。
波尚之所以不能写信告诉莫尔塞夫我们要讲的如下情节，因为这些事是在派人找到他以后发生的。贵族院通常集会时，各组活动一向非常平静；而在那一天却沸沸扬扬。每一个人成员几乎都提前到会，互相交头接耳，谈论着即将成为大会中心议题的可悲事件，大众的目光将投向议会团中一位最知名的显要人物。
有些人在细读那则消息，有些人在发表议论，追述附和这种攻击的往事。伯爵与他的同僚们并不融洽。像一切暴发户一样，他以前经常装出一种过分的骄傲以维持他的地位。老贵族嘲笑他；才智之士排斥他；德高望重的人本能地厌恶他。伯爵陷入了祭坛上的牺牲品似的惨境。一旦被上帝的手指为牺牲品，每一个人便都要攻击他了。
只有德·莫尔塞夫伯爵本人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他没有看到刊载这则有损他名誉的消息的报纸，一早只是写了几封信，试骑了一匹马。
所以他在往常的时间到达议会，仍带着一种骄横的神色和傲慢的态度：他下车，经过走廊，进入议院，并没有注意到听差的迟疑和他同僚的冷淡。
会议在他到达半小时前就已经开始了。
虽然伯爵的神态和举止都未改变，——我们已经说过，他对于当日的事情毫不知情，——但在旁人看来，他的态度和举止似乎比往常更显得傲慢不逊；他的出席被视作对议会的一种挑衅，以致全体议员都为议院的尊严受到侮辱而深感愤怒；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失礼；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目中无人；有些人则认为是一种侮辱。
整个议院虽然都急于想开始辩论；但像往常一样，谁都不愿意担起为难的责任。
最后，一个令人尊敬的议员，莫尔塞夫的知名敌人，带着庄严的神色跨上讲台。这表示预期的时间已经到了，议院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莫尔塞夫不知道这个一向并不如此受重视的演讲者会受到这样重视的原因。发言者宣称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报告，要求全场一致注意，伯爵对这一段开场白并未予以特别注意；但他刚提到雅尼那和费尔南上校，德·莫尔塞夫伯爵就神色大变，脸色惨白得使在座的议员们都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伯爵一人身上。
精神上的创伤就有这种特性，——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绝不会收口；它是永远痛苦的，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漓地留在心头。
他的演说在鸦雀无声的会场里进行下去，只偶尔被一阵阵叹息声所打断，当他继续讲下去时，全场又肃静下来，他讲到他为这件事感到不安，查明这件案子，任务相当艰巨。他之所以要引起一场私人问题的辩论，是为了要保全莫尔塞夫先生的个人名誉和整个议院的名誉。他的结论是要求立即进行一次审查，以使谣传尽快被挫败，不令其散布出去，借此恢复莫尔塞夫先生在舆论界所长期建立的地位。
面对这个巨大的突如其来的大祸，莫尔塞夫已不堪重负，浑身颤抖，当他以迷茫的目光环顾他的同伴时，他结结巴巴地几乎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胆怯既可以归结为一个无辜者的惊诧，也可以视为一个罪人的愧疚，这种双重含义的胆怯也为他赢得了某种同情。因为真正宽厚累活的人，当他发现敌手的不幸超过他们仇恨的极限，总会随时表现出某种恻隐之心。
大会主席把这件事付诸表决，结果决定应该进行审查。
主席问伯爵需要多少时间来准备他的辩护。
莫尔塞夫发现在经受这个可怕的打击以后居然还活着，他的勇气便恢复了。
“诸位勋爵，”他答说，“对于这由敌人暗中指使的攻击，是不能靠时间来反击的，我必须立刻用一个霹雳来答复那曾暂时使我吓了一跳的闪电。噢！我不但能辩护，而且将流尽我最后的一滴血，向我高贵的同僚们证明我无愧于与他们为伍！”
这番话使人产生了一种对被告有利的印象。
“所以，我要求审查应该尽可能赶快举行，我应当把一切必需的资料提供给院方参考。”
“您指定哪一天？”主席问。
“从今天起，我悉听院方处置。”伯爵回答。
主席摇了摇铃。“是否全体同意今天就举行审查？”
“同意！”全场一致回答。
大会推选十二位议员组成听证委员会，负责来审查莫尔塞夫提供的材料。第一次听证会定于当晚八点在会议厅举行。如有必要继续进行听证，将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会议。
这一决议宣布后，莫尔塞夫要求允许他退席；他要回去把多年来收集的有关材料整理一下，他那种狡猾而倔强的性格，使他早就未雨绸缪地对这场风暴有所准备。
波尚把我们现在所叙述的这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地讲给那阿尔贝听；他的叙述当然更比我们富于生气，因为当时事件正在演变中，而现在则已事过境迁。阿尔贝浑身都在颤抖着，有时抱着希望，有时愤怒，有时又羞愧，——因为凭他对波尚的信任，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有罪的；而他自问，既然他是有罪的，他又如何能证明他的无辜。波尚迟疑着不再叙述下去。
“后来呢？”阿尔贝问。
“后来？我的朋友，您给了我一件痛苦的工作了。您真的想知道后来的事情？”
“我必须知道，我的朋友，我宁愿从您的嘴里知道这件事，也不愿听到别人去讲它。”
“那么，请您做好精神准备，因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候了。”
阿尔贝伸手在脑门上摸了摸，想证实一下自己是有力量的，正像一个行将为保卫自己生命而进行殊死搏斗的人摸摸自己的护胸甲，弯弯自己的长剑一样。
他感到很有力量，因为他错把情绪亢奋当做精力旺盛的标志了。
“讲下去。”他说。
“那天晚上，”波尚继续说，“全巴黎都翘首以待。许多人认为，只有令尊亲自出马才能使指控土崩瓦解；还有许多人说伯爵不会出面的；还有一部分人证实说，他们看见他去布鲁塞尔了，有那么几个人还去了警察局，去查问伯爵有没有取护照。”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贵族，他也是审查委员之一，我竭力恳求他给我一个旁听的机会。他在七点钟的时候来找我，在趁开会的人还没来，要求一个听差把我藏在一间边厢里。我躲在一根圆柱后面，希望能全部目击这一切。
“八点整，大家都已到齐了。
“莫尔塞夫先生在时钟敲到最后一下的时候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些文件，看上去脸色平静，脚步坚定，衣服漂亮而不浮华。根据老军人的习惯，他的上装一直扣到颈下。
“他的出场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效果。审查委员会是由中立人士组成的，其中有几个上前来与他握手。”
听到这些细节的叙述，阿尔贝感到心如刀绞，但在这痛苦中又游离出一种感激之情；他真想能拥抱这些人，因为是他们在他父亲的荣誉发生如此严重的危难之时，还给予他这种敬重的表示。
“这时，一个听差拿了一封信来交给主席。
“‘您可以发言了，莫尔塞夫先生。’主席一面说，一面拆开那封信。
“于是伯爵开始为自己辩护起来。我敢向您保证，阿尔贝，他的辩护是最雄辩和最有技巧的。拿出文件证明雅尼那总督到最后一刻是对他全部信任的，因为他曾要派他去和土耳其皇帝作一次生死攸关的谈判。他拿出那只戒指，这是阿里总督的权威的象征，他常常用这只戒指来作为他的信物，阿里总督给他这只戒指的用意，就是为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不论日夜，不论任何时间，可以凭此直接去见他，甚至到他的卧室去见他。不幸的是，他说，那次谈判失败了，而当他回来保卫他的恩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伯爵说，‘阿里总督对我是这样的信任，甚至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宠妾和他的女儿托我照顾。’”
阿尔贝听到这几句话，不觉吃了一惊。他想起海黛的身世来了，他还记得她讲述那个使者和那只戒指时所说的话，以及她被出卖和变成一个奴隶的经过。
“这一段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阿尔贝急切地问。
“我承认这段话感动了我，也的确感动了全体委员，”波尚说。
“这时，主席漫不经心地阅读那封送来的信，开头那几行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那几行读了读，然后眼睛盯住莫尔塞夫先生。
“‘伯爵先生，’他说，‘您说雅尼那总督曾把他的妻女托付给了您照顾？’
“‘是的，先生，’莫尔塞夫答道，‘但在那件事情上，像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不幸总追赶着我，当我回去的时候，瓦西丽姬和她的女儿海黛已失踪了。’
“‘您认识她们吗？’
“‘我和总督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我的忠诚的无限信任使我见过她们二十多次。’
“‘您知道她们后来的下落吗？’
“‘是的，先生，我听说她们已很忧伤，或许是沦为贫穷的牺牲品。我并不富有，我的生命经常在危险中。我不能去寻找她们，这是我非常遗憾的。’
“主席让人难以觉察地皱了皱眉头。
“‘诸位，’他说，‘你们已听到莫尔塞夫伯爵先生的解释了。伯爵先生，您能提供出证人来证实您所说的话吗？’
“‘唉！不能，先生，’伯爵答道，‘总督周围的人物或是朝廷里认识我的人，不是过世就是走散了。我相信，在我的同胞人之中，只有我一个人经历了那场可怕的战争还依旧活着。我只有阿里·帕夏的信件，现在已经呈交在您面前了，随那只作为信物的戒指，也在这儿了。最后，我所能提供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一次匿名的攻击以后，并没有... -->>
上午八点钟，阿尔贝宛若一声雷霆，落到波尚的门前。仆人按事先得到的吩咐，将莫尔塞夫领进主人的卧室里，波尚正在洗澡。
“怎么样？”阿尔贝问。
“不怎么样，我可怜的朋友，”波尚答道，“我一直在等您。”
“现在我来了。我不会对您说，波尚，我相信您讲义气，够朋友，这件事您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不，我的朋友。况且，您派专人去传话，这就证明。所以，我们不要在开场白上浪费时间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您认为，搞这一手的究竟是什么人？”
“我马上用两个字告诉您。”
“好的，但在这之前，您该把全部细节告诉我，把这类卑鄙行径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于是，波尚便向这位羞辱和痛苦折磨着的青年开始叙述下面这些事实：
两天前的早晨，另一份报纸（不是《大公报》）刊登了那则消息，这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公众都知道那家报纸是政府的喉舌。波尚见到这条消息时正在用早餐；他也顾不得再用餐了，当即吩咐叫了一辆轻便马车，一路赶往那家报社。尽管波尚的政治态度跟那家报社的总编截然对立，可他俩却是挚友，这种事有时，或者不妨说经常是会有的。
波尚到时，那位总编正在津津有味地读报上一篇论甜菜问题文章，那篇文章大概是他自己写的。
“啊，真好！”波尚说，“既然您手里拿着报纸，我的朋友，我就不必告诉您我这次拜访的原因了。”
“难道您也关心食糖问题了吗？”那家政府报纸的总编问道。
“不，”波尚回答，“对这个问题，我完全是个外行，我所关心的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什么问题？”
“那篇关于莫尔塞夫的文章。”
“真的！那不是一件怪事吗？”
“我认为您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很有可能被控为破坏名誉罪。”
“没事；我们收到这份来稿时，还拿到了全部旁证材料，拿得准德·莫尔塞夫伯爵是不敢声辩的；况且，揭露沽名钓誉的家伙的可耻行径，也算是报效国家吧。”
波尚犹如五雷轰顶，“那么，是谁来这样正式地通知您的呢？”他问道，“这件事情是我的报纸先发动的，但由于证据不足，不得不停止刊载，其实对揭露莫尔塞夫先生这件事，更感兴趣的应该是我们，因为他是法国贵族院的一个议员，而我们是反对派。”
“噢！我的上帝，这很简单，我们没有去追求丑闻，是它自己送上门来的。昨天从雅尼那来了一个人，带来这份怪资料，当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刊载这个指控性的消息时，那个人声称，假如我们拒绝刊登，它就会在另一家报纸上发表的。说真的，波尚，您知道，什么叫做一条有分量的新闻；我们不想失掉它。现在这炮打中了，这炮了不起，震动了全欧洲。”
波尚明白，他只有低头认输，于是便带着失望离开了报馆，派人向莫尔塞夫讲明情况。
波尚之所以不能写信告诉莫尔塞夫我们要讲的如下情节，因为这些事是在派人找到他以后发生的。贵族院通常集会时，各组活动一向非常平静；而在那一天却沸沸扬扬。每一个人成员几乎都提前到会，互相交头接耳，谈论着即将成为大会中心议题的可悲事件，大众的目光将投向议会团中一位最知名的显要人物。
有些人在细读那则消息，有些人在发表议论，追述附和这种攻击的往事。伯爵与他的同僚们并不融洽。像一切暴发户一样，他以前经常装出一种过分的骄傲以维持他的地位。老贵族嘲笑他；才智之士排斥他；德高望重的人本能地厌恶他。伯爵陷入了祭坛上的牺牲品似的惨境。一旦被上帝的手指为牺牲品，每一个人便都要攻击他了。
只有德·莫尔塞夫伯爵本人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他没有看到刊载这则有损他名誉的消息的报纸，一早只是写了几封信，试骑了一匹马。
所以他在往常的时间到达议会，仍带着一种骄横的神色和傲慢的态度：他下车，经过走廊，进入议院，并没有注意到听差的迟疑和他同僚的冷淡。
会议在他到达半小时前就已经开始了。
虽然伯爵的神态和举止都未改变，——我们已经说过，他对于当日的事情毫不知情，——但在旁人看来，他的态度和举止似乎比往常更显得傲慢不逊；他的出席被视作对议会的一种挑衅，以致全体议员都为议院的尊严受到侮辱而深感愤怒；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失礼；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目中无人；有些人则认为是一种侮辱。
整个议院虽然都急于想开始辩论；但像往常一样，谁都不愿意担起为难的责任。
最后，一个令人尊敬的议员，莫尔塞夫的知名敌人，带着庄严的神色跨上讲台。这表示预期的时间已经到了，议院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莫尔塞夫不知道这个一向并不如此受重视的演讲者会受到这样重视的原因。发言者宣称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报告，要求全场一致注意，伯爵对这一段开场白并未予以特别注意；但他刚提到雅尼那和费尔南上校，德·莫尔塞夫伯爵就神色大变，脸色惨白得使在座的议员们都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伯爵一人身上。
精神上的创伤就有这种特性，——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绝不会收口；它是永远痛苦的，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漓地留在心头。
他的演说在鸦雀无声的会场里进行下去，只偶尔被一阵阵叹息声所打断，当他继续讲下去时，全场又肃静下来，他讲到他为这件事感到不安，查明这件案子，任务相当艰巨。他之所以要引起一场私人问题的辩论，是为了要保全莫尔塞夫先生的个人名誉和整个议院的名誉。他的结论是要求立即进行一次审查，以使谣传尽快被挫败，不令其散布出去，借此恢复莫尔塞夫先生在舆论界所长期建立的地位。
面对这个巨大的突如其来的大祸，莫尔塞夫已不堪重负，浑身颤抖，当他以迷茫的目光环顾他的同伴时，他结结巴巴地几乎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胆怯既可以归结为一个无辜者的惊诧，也可以视为一个罪人的愧疚，这种双重含义的胆怯也为他赢得了某种同情。因为真正宽厚累活的人，当他发现敌手的不幸超过他们仇恨的极限，总会随时表现出某种恻隐之心。
大会主席把这件事付诸表决，结果决定应该进行审查。
主席问伯爵需要多少时间来准备他的辩护。
莫尔塞夫发现在经受这个可怕的打击以后居然还活着，他的勇气便恢复了。
“诸位勋爵，”他答说，“对于这由敌人暗中指使的攻击，是不能靠时间来反击的，我必须立刻用一个霹雳来答复那曾暂时使我吓了一跳的闪电。噢！我不但能辩护，而且将流尽我最后的一滴血，向我高贵的同僚们证明我无愧于与他们为伍！”
这番话使人产生了一种对被告有利的印象。
“所以，我要求审查应该尽可能赶快举行，我应当把一切必需的资料提供给院方参考。”
“您指定哪一天？”主席问。
“从今天起，我悉听院方处置。”伯爵回答。
主席摇了摇铃。“是否全体同意今天就举行审查？”
“同意！”全场一致回答。
大会推选十二位议员组成听证委员会，负责来审查莫尔塞夫提供的材料。第一次听证会定于当晚八点在会议厅举行。如有必要继续进行听证，将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会议。
这一决议宣布后，莫尔塞夫要求允许他退席；他要回去把多年来收集的有关材料整理一下，他那种狡猾而倔强的性格，使他早就未雨绸缪地对这场风暴有所准备。
波尚把我们现在所叙述的这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地讲给那阿尔贝听；他的叙述当然更比我们富于生气，因为当时事件正在演变中，而现在则已事过境迁。阿尔贝浑身都在颤抖着，有时抱着希望，有时愤怒，有时又羞愧，——因为凭他对波尚的信任，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有罪的；而他自问，既然他是有罪的，他又如何能证明他的无辜。波尚迟疑着不再叙述下去。
“后来呢？”阿尔贝问。
“后来？我的朋友，您给了我一件痛苦的工作了。您真的想知道后来的事情？”
“我必须知道，我的朋友，我宁愿从您的嘴里知道这件事，也不愿听到别人去讲它。”
“那么，请您做好精神准备，因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候了。”
阿尔贝伸手在脑门上摸了摸，想证实一下自己是有力量的，正像一个行将为保卫自己生命而进行殊死搏斗的人摸摸自己的护胸甲，弯弯自己的长剑一样。
他感到很有力量，因为他错把情绪亢奋当做精力旺盛的标志了。
“讲下去。”他说。
“那天晚上，”波尚继续说，“全巴黎都翘首以待。许多人认为，只有令尊亲自出马才能使指控土崩瓦解；还有许多人说伯爵不会出面的；还有一部分人证实说，他们看见他去布鲁塞尔了，有那么几个人还去了警察局，去查问伯爵有没有取护照。”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贵族，他也是审查委员之一，我竭力恳求他给我一个旁听的机会。他在七点钟的时候来找我，在趁开会的人还没来，要求一个听差把我藏在一间边厢里。我躲在一根圆柱后面，希望能全部目击这一切。
“八点整，大家都已到齐了。
“莫尔塞夫先生在时钟敲到最后一下的时候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些文件，看上去脸色平静，脚步坚定，衣服漂亮而不浮华。根据老军人的习惯，他的上装一直扣到颈下。
“他的出场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效果。审查委员会是由中立人士组成的，其中有几个上前来与他握手。”
听到这些细节的叙述，阿尔贝感到心如刀绞，但在这痛苦中又游离出一种感激之情；他真想能拥抱这些人，因为是他们在他父亲的荣誉发生如此严重的危难之时，还给予他这种敬重的表示。
“这时，一个听差拿了一封信来交给主席。
“‘您可以发言了，莫尔塞夫先生。’主席一面说，一面拆开那封信。
“于是伯爵开始为自己辩护起来。我敢向您保证，阿尔贝，他的辩护是最雄辩和最有技巧的。拿出文件证明雅尼那总督到最后一刻是对他全部信任的，因为他曾要派他去和土耳其皇帝作一次生死攸关的谈判。他拿出那只戒指，这是阿里总督的权威的象征，他常常用这只戒指来作为他的信物，阿里总督给他这只戒指的用意，就是为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不论日夜，不论任何时间，可以凭此直接去见他，甚至到他的卧室去见他。不幸的是，他说，那次谈判失败了，而当他回来保卫他的恩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伯爵说，‘阿里总督对我是这样的信任，甚至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宠妾和他的女儿托我照顾。’”
阿尔贝听到这几句话，不觉吃了一惊。他想起海黛的身世来了，他还记得她讲述那个使者和那只戒指时所说的话，以及她被出卖和变成一个奴隶的经过。
“这一段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阿尔贝急切地问。
“我承认这段话感动了我，也的确感动了全体委员，”波尚说。
“这时，主席漫不经心地阅读那封送来的信，开头那几行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那几行读了读，然后眼睛盯住莫尔塞夫先生。
“‘伯爵先生，’他说，‘您说雅尼那总督曾把他的妻女托付给了您照顾？’
“‘是的，先生，’莫尔塞夫答道，‘但在那件事情上，像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不幸总追赶着我，当我回去的时候，瓦西丽姬和她的女儿海黛已失踪了。’
“‘您认识她们吗？’
“‘我和总督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我的忠诚的无限信任使我见过她们二十多次。’
“‘您知道她们后来的下落吗？’
“‘是的，先生，我听说她们已很忧伤，或许是沦为贫穷的牺牲品。我并不富有，我的生命经常在危险中。我不能去寻找她们，这是我非常遗憾的。’
“主席让人难以觉察地皱了皱眉头。
“‘诸位，’他说，‘你们已听到莫尔塞夫伯爵先生的解释了。伯爵先生，您能提供出证人来证实您所说的话吗？’
“‘唉！不能，先生，’伯爵答道，‘总督周围的人物或是朝廷里认识我的人，不是过世就是走散了。我相信，在我的同胞人之中，只有我一个人经历了那场可怕的战争还依旧活着。我只有阿里·帕夏的信件，现在已经呈交在您面前了，随那只作为信物的戒指，也在这儿了。最后，我所能提供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一次匿名的攻击以后，并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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