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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遇
事情得往回说到1998年，那一年，我还没满17岁。但是因为无知和倔强，在学校在家里都不怎么被喜欢。学校的老师总是特别关注我，也没有女同学愿意跟我做朋友。回到家里，偷偷抽烟也被爹妈抓住，然后就是一顿骂。16岁多，加上天性的叛逆，开始有一种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的感觉。
于是我交了些坏朋友，他们带着我一起，流连游戏厅台球室，我们那会很流行穿白色的衬衫，然后黑色的裤子，看上去精神。而自打我和他们混在一起后，我的白衬衫就从此再没有扎在裤子和皮带里过，因为皮带在那段日子成了我们打架最主要的凶器。而白衬衫也几乎从领扣开始下数三颗扣子，都不曾扣起来。尽管没有值得骄傲的胸毛在里边若隐若现，但因此却养成了一种怪异的审美，认为这才是帅气的象征。衬衫的口袋里，总会放上一盒黄色包装的红梅烟，但是烟盒里全是三块钱的朝天门。打火机一定不会是带电的那种，而是打火石。因为这样的话，还能拿在手里把玩装帅。
我们这代人，生于80年代初，在刚刚开始学会用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的时候，一系列香港电影改变了我们很多人，所以当我们刚刚成为青年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被这些标榜义气和武力至上的电影给影响了。我自然没能幸免，也成了学校里老师口中的“不良少年”。
于是带着自负和骄傲，我选择了离家出走，打算离开这个让我讨厌也讨厌我的城市。翻箱倒柜找到自己这么些年存下的为数不多的零花钱，想说去到一个其他的城市，先随便找个工作做下，等到一个月以后有点钱了，也能稍微周转周转。但是去哪个城市，我并没用过多的选择，因为我身上的钱，只够在除去维持小阵子生活之外，买到最远到昆明的火车票。
没有更多让我考虑和选择的地方，心想昆明也不错，靠近南方，冬天不会特别冷，于是瞒着家里人，也把自己当时用的传呼机拔了电池放在家里，乘着晚上父母都睡着，一个人背着包包就出了门。可惜的是，出门后我并未觉得对家里有丝毫的愧疚，而是像一个终于挣脱牢笼的鸟，尽管夜里寒风刺骨，每一丝灌进鼻孔里的空气，都让我感觉到新鲜。
遗憾的是，我忘记了带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是高一的时候，学校统一办的，我记得当时拿到身份证的时候，我还高兴了好一阵子，因为那表示我长大了，我能够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所幸当年乘坐火车并不需要身份证，只要有票就成。火车站，只有菜园坝。于是我在那个人蛇混杂的地段，就着车站外广场那昏黄但却刺眼的灯光，开始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日记，日记没有感伤地说，我走了，离开这个伤心地之类装逼的话，而是对我的新生活产生了无限的向往。我觉得我念过书，虽然高中还没毕业就逃走了，但是起码到昆明当地找个餐馆服务员一类的工作想来还是不难的，工资也许不高，但是肯定能比现在过得好。等我有点钱了，就逐步做点别的，这一次，我如果不混出个名堂，我就不回重庆。
愿望是美好的，但是若真的说起来，这其实是个很幼稚的计划。我就这么幼稚的，跳上了那列改变我命运的火车。
本来打算买硬座票，因为地图上看昆明和重庆也就一个巴掌的距离。但是心想出门一次，还是别对自己过于苛刻的好。卧铺票比硬座票高出了大约2倍的价格，但是江湖儿女，几时在钱上皱过眉头？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直到我在火车上因为买了一根鸡腿，而被人找了50块钱的假钞。我非常懊恼，打算吸取教训，于是从钱包里找出另一张50块，想说仔细比对一下，到底那张钱假在什么地方，下次可就不能再上当了。一比，发现两张都是假钞。
钱包里的那张，是出逃前一个月，1998年农历春节的时候，我一个远房长辈给我的压岁钱，当时还摸了我头说让我去买点书。出逃的第一天就遭遇如此巨大的损失，可谓出师不利，我开始暗暗为自己的这趟行程担忧，那一天，是1998年的3月6号。
不得不精打细算了，我开始选择在火车靠站的时候，到车站里的小卖部买些泡面来充饥，因为车站里面卖得比火车上稍微便宜一点。当时的火车线路，不是一路向南，而是先向西，到四川宜宾后再折路往南前往昆明，98年的时候重庆直辖刚刚一年，大多数重庆人还没有习惯自己从四川脱离。所以我对四川人完全没有陌生感，车到了自贡的时候，由于是个大站，停靠时间比较长，我对面的中铺和下铺人都走了，留下床上杂乱的东西。也许对于中铺和下铺的那两人来说，自贡是他们的家，而对我而言，我却只是一个过客。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爷爷的老家在自贡，那里有很多恐龙的化石。小时候也跟爷爷一起去过，不过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站在月台上，伸展腿脚，因为一个坐车很久的人，需要到下面站站，接接地气。等到我重新回到车上的时候，对面中铺和下铺，已经新来了两个乘客。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又黑又瘦，戴了个暗黄色塑料框架，却是黝黑镜片的墨镜，留着两撇八字胡，看上去很像是电影里，浙江绍兴一带盛产的师爷。他盘腿坐在中铺的位置上，腿边还摆放着一顶灰白色的鸭舌帽，带扣子的那种。然后用一种不难听懂，但是却有别于自己的口音跟下铺那个人说着话。
下铺是个年轻人，看样子二十多岁，比较结实。浓眉大眼且是个国字脸，看上去就像是历史课本里，那些烈士的塑像。他声音洪亮，但是却对中铺那个干瘪小老头毕恭毕敬，等到他收拾床铺完毕，就开始站这给中铺的那个人捏腿，那幅画面，就跟长工伺候财主没什么区别，一边按还一边问：有没有舒服一些。
不管我的事，这些事我本来看在眼里也就算了，于是我就自己坐在床上，看看窗外发愣。直到列车重新开动以前，我和他们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当列车员广播里提醒，下一站将会是宜宾的时候，我对面下铺的那个年轻人开始从包里拿出水果，打算是摆在我们两张床之间的那个小桌子上。但是桌子上已经摆放了我买来准备充饥用的盒装方便面，于是那个年轻人笑着跟我说，小兄弟，劳烦把你的东西稍微挪过去一点点，我们也摆点东西。
其实按照我那段日子，当了阵冒牌小混混，又是青春叛逆期，以我的习惯的话，我会翻个白眼然后不理不睬。不过我看他说话很客气，于是也就笑了笑然后把那堆方便面都丢到了床上，年轻人说不用这样你睡觉就不方便了，我们只占一点点地方就好，我说没事，泡面压不烂，反正待会也要吃了。年轻人也就没在继续说，笑了笑，然后去了洗手间把刀子洗干净，然后开始坐在床边削苹果。
窗外火车压着铁轨，在每一段铁轨之间，发出有规律的“哐当哐当”的声音，窗里那个年轻人用刀子削苹果，发出那种滋滋的声响。上铺也不知道是票不好卖还是为什么，在我们那个格子间里的6张床，两个上中下铺，上铺都没人。而我是下铺，我上边中铺那个家伙八成是个逃犯，也许是逃亡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睡觉，因为我自打在重庆上车以后，除了看到他起来上过两次厕所外，就一直看他在床上摊着。对面的年轻削好苹果，再用小刀划成一溜溜月牙状的，然后用刀子插起来，站起身来喂给中铺那个人吃。然后自己再吃一块，一副基情四射的样子。也许是我注视的目光引起了年轻人的注意，他也刺了一小牙苹果对我说，小兄弟，你也迟点吧，这是自贡本地的苹果，你看样子不像是四川人，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我们这的新鲜水果，来吧，尝点吧。
尽管我一直在摆手说不必了，但是他很热情，那种热情在那个小车厢里，就显得非常容易让我觉得温暖。在学校和家里，我的生活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责备，但我却是个倔强的人，始终不肯低头。离家出走的原因之一，也是觉得我自己成了家人的负担。没想到在这个小车厢里，一个陌生人几句简单的热情之话，就让我觉得暖暖的。盛情难却，我还是吃了。我平时水果吃得不算多，尤其不怎么爱吃苹果，但是那一口，却觉得很是不错。
就这样，我跟那个年轻人开始有说有笑起来，他问我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说从重庆到昆明，他又问我是去上学吗？我说不是，是去上班。他说你看上去岁数不大啊，这么小就出去工作啦？我傻笑着说是啊，工作还不错呢，老板离不开我，刚过完年就一个劲催我了，没办法啊。年轻人问我，那你说做什么工作的？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是……我是修车的。
直至今日，15年了，我也没能想通，当初怎么会给自己杜撰了这么个职业。也许是人那卑微的自尊心，我知道如果我说我是离家出走的，指不定又会被这个陌生人说教一番，但是我有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去做服务员。没有瞧不起服务员这个职业，而是觉得当我说出来，会被他们所瞧不起。我不能忍受别人看不起我的眼神，在当时那个青春的年纪里。不过当我说我是修车的之后，年轻人也没接着追问。他告诉我说，他也是一样，很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没有办法同时让两个孩子上学，于是自己就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弟弟。自己则到外面谋生活。那几年还要苦，他当过烟贩，在车站卖过地图报纸，还批发过劣质丝袜在天桥上叫卖。说完他就是一阵洪亮的哈哈大笑。
我跟着傻笑，却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对比自己，我的情况说不定比他当年更糟。年轻人接着跟我说，后来就因为一场事故，自己断了三根手指。说罢他就把左手伸出来给我看，我起初在他削苹果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注意到他的手指有残缺，此刻定神一看，发现他的小拇指和无名指整个都没了，而中指只留下了最后一个指节。他告诉我说，当时当小贩，投机倒把赚了点黑心钱，就自己买了个摩托车，但是被治安追赶的时候，自己的小摊也顾不上了，除了银行存款外的全部家当都随着那个小摊车一块没了，自己也因为逃跑的时候，摔了车，手指就这么永远跟自己说拜拜。他好像有点感悟，而感悟似乎不该是他这样的年轻人该有的动作。他说，在医院做了手术后，医生在他准备出院的时候，给了他一张表格，表格的内容是事故伤残鉴定的，他跟我解释说，填了那个表，就能够经过正规鉴定，得出结论自己的情况属于几级伤残，是否满足当时刚刚开展不久的“助残计划”，据说能够领到一些生活费，类似于低保的那种。
年轻人说，而他当时拿着那张表在医院门口的阶梯上坐了很久，觉得自己之前的生活虽然算不上是天堂，但是却和现在是两个极端。做手术基本没剩下什么钱，自己意外伤残，也不能告诉家里人让他们操心，而自己赖以生存的小摊也不知道被没收到了什么部门，那台摩托车也摔了个乱七八糟，于是瞬间就觉得非常绝望，不甘心过那种残障人士的生活，却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于是退了自己租的房子，开始在城里晃悠，一边挣扎于自己该不该东山再起，一边叹息于命运的不公，在这样的机缘下，他认识了自己的恩人。
说完他朝着中铺望去，说这位是我的老师，如果没有遇见他，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讨饭呢，哈哈哈。
他的笑声依旧爽朗，特别是在他与我分享了自己的悲惨往事以后。和他想必，我收到的不过是些委屈，而非摧残。于是此事，在自贡到宜宾之间，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这次离家，出现了些微后悔的情绪。
我赶紧问他，这位是你的老师？没看出啦，我还以为是你父亲呢。说完我一阵干笑，迫使自己不去后悔。他说，虽然不是亲生父亲，但是我也待他如父亲一样了，你可知道，他……
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因为盘腿坐在中铺的那个人，突然说了一句，其实不是我搭救了你，而是你找到了自己的路。往事不堪，但人要朝前，更要沉着。
这个人说话的声音细声细气的，而且字与字之间有点拖拉，和年轻人的掷地有声完全是两个概念。年轻人既然说那是他的老师，那么他一定是个尊师的人。而我却不那么喜欢老师，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常常嘲笑和讽刺我。也许是我当时年纪小，我和年轻人的谈话被那个墨镜男人一打岔以后，我们就开始聊起了别的话题。他说他们此行也是到昆明，但是只待几天就要去广东了。我问他去广东没别的车了吗？他说坐了别的车咱们还能认识吗？
我哈哈傻笑着。其实我知道人在旅途，难免寂寞，于是很多人都会在火车上找个聊天说话的朋友，而这个朋友往往在其中一个到站下车后，就成了过客，今后就算是遇到了，也不一定想得起他是谁。
车到宜宾已经临近晚上，车厢里的灯打开了，虽然和火车站外广场上的亮度无法对比，但是还是挺亮的了。天色黑起来，窗外也就没什么风景可看，于是我们都把注意力回到了车厢里面。我包包里有一副在自贡车站买到的扑克，本来也是因为无聊，打算自己跟自己诈诈金花玩，要知道我可是高手。于是我把扑克牌拿出来，问他们说，你们打不打牌啊，玩几把吧。三个人，我们就玩“扳扳炮”吧。
扳扳炮，是当时流行在川东地区的一项扑克游戏，斗地主当时还没盛行，但是打发差得不... -->>
南遇
事情得往回说到1998年，那一年，我还没满17岁。但是因为无知和倔强，在学校在家里都不怎么被喜欢。学校的老师总是特别关注我，也没有女同学愿意跟我做朋友。回到家里，偷偷抽烟也被爹妈抓住，然后就是一顿骂。16岁多，加上天性的叛逆，开始有一种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的感觉。
于是我交了些坏朋友，他们带着我一起，流连游戏厅台球室，我们那会很流行穿白色的衬衫，然后黑色的裤子，看上去精神。而自打我和他们混在一起后，我的白衬衫就从此再没有扎在裤子和皮带里过，因为皮带在那段日子成了我们打架最主要的凶器。而白衬衫也几乎从领扣开始下数三颗扣子，都不曾扣起来。尽管没有值得骄傲的胸毛在里边若隐若现，但因此却养成了一种怪异的审美，认为这才是帅气的象征。衬衫的口袋里，总会放上一盒黄色包装的红梅烟，但是烟盒里全是三块钱的朝天门。打火机一定不会是带电的那种，而是打火石。因为这样的话，还能拿在手里把玩装帅。
我们这代人，生于80年代初，在刚刚开始学会用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的时候，一系列香港电影改变了我们很多人，所以当我们刚刚成为青年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被这些标榜义气和武力至上的电影给影响了。我自然没能幸免，也成了学校里老师口中的“不良少年”。
于是带着自负和骄傲，我选择了离家出走，打算离开这个让我讨厌也讨厌我的城市。翻箱倒柜找到自己这么些年存下的为数不多的零花钱，想说去到一个其他的城市，先随便找个工作做下，等到一个月以后有点钱了，也能稍微周转周转。但是去哪个城市，我并没用过多的选择，因为我身上的钱，只够在除去维持小阵子生活之外，买到最远到昆明的火车票。
没有更多让我考虑和选择的地方，心想昆明也不错，靠近南方，冬天不会特别冷，于是瞒着家里人，也把自己当时用的传呼机拔了电池放在家里，乘着晚上父母都睡着，一个人背着包包就出了门。可惜的是，出门后我并未觉得对家里有丝毫的愧疚，而是像一个终于挣脱牢笼的鸟，尽管夜里寒风刺骨，每一丝灌进鼻孔里的空气，都让我感觉到新鲜。
遗憾的是，我忘记了带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是高一的时候，学校统一办的，我记得当时拿到身份证的时候，我还高兴了好一阵子，因为那表示我长大了，我能够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所幸当年乘坐火车并不需要身份证，只要有票就成。火车站，只有菜园坝。于是我在那个人蛇混杂的地段，就着车站外广场那昏黄但却刺眼的灯光，开始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日记，日记没有感伤地说，我走了，离开这个伤心地之类装逼的话，而是对我的新生活产生了无限的向往。我觉得我念过书，虽然高中还没毕业就逃走了，但是起码到昆明当地找个餐馆服务员一类的工作想来还是不难的，工资也许不高，但是肯定能比现在过得好。等我有点钱了，就逐步做点别的，这一次，我如果不混出个名堂，我就不回重庆。
愿望是美好的，但是若真的说起来，这其实是个很幼稚的计划。我就这么幼稚的，跳上了那列改变我命运的火车。
本来打算买硬座票，因为地图上看昆明和重庆也就一个巴掌的距离。但是心想出门一次，还是别对自己过于苛刻的好。卧铺票比硬座票高出了大约2倍的价格，但是江湖儿女，几时在钱上皱过眉头？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直到我在火车上因为买了一根鸡腿，而被人找了50块钱的假钞。我非常懊恼，打算吸取教训，于是从钱包里找出另一张50块，想说仔细比对一下，到底那张钱假在什么地方，下次可就不能再上当了。一比，发现两张都是假钞。
钱包里的那张，是出逃前一个月，1998年农历春节的时候，我一个远房长辈给我的压岁钱，当时还摸了我头说让我去买点书。出逃的第一天就遭遇如此巨大的损失，可谓出师不利，我开始暗暗为自己的这趟行程担忧，那一天，是1998年的3月6号。
不得不精打细算了，我开始选择在火车靠站的时候，到车站里的小卖部买些泡面来充饥，因为车站里面卖得比火车上稍微便宜一点。当时的火车线路，不是一路向南，而是先向西，到四川宜宾后再折路往南前往昆明，98年的时候重庆直辖刚刚一年，大多数重庆人还没有习惯自己从四川脱离。所以我对四川人完全没有陌生感，车到了自贡的时候，由于是个大站，停靠时间比较长，我对面的中铺和下铺人都走了，留下床上杂乱的东西。也许对于中铺和下铺的那两人来说，自贡是他们的家，而对我而言，我却只是一个过客。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爷爷的老家在自贡，那里有很多恐龙的化石。小时候也跟爷爷一起去过，不过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站在月台上，伸展腿脚，因为一个坐车很久的人，需要到下面站站，接接地气。等到我重新回到车上的时候，对面中铺和下铺，已经新来了两个乘客。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又黑又瘦，戴了个暗黄色塑料框架，却是黝黑镜片的墨镜，留着两撇八字胡，看上去很像是电影里，浙江绍兴一带盛产的师爷。他盘腿坐在中铺的位置上，腿边还摆放着一顶灰白色的鸭舌帽，带扣子的那种。然后用一种不难听懂，但是却有别于自己的口音跟下铺那个人说着话。
下铺是个年轻人，看样子二十多岁，比较结实。浓眉大眼且是个国字脸，看上去就像是历史课本里，那些烈士的塑像。他声音洪亮，但是却对中铺那个干瘪小老头毕恭毕敬，等到他收拾床铺完毕，就开始站这给中铺的那个人捏腿，那幅画面，就跟长工伺候财主没什么区别，一边按还一边问：有没有舒服一些。
不管我的事，这些事我本来看在眼里也就算了，于是我就自己坐在床上，看看窗外发愣。直到列车重新开动以前，我和他们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当列车员广播里提醒，下一站将会是宜宾的时候，我对面下铺的那个年轻人开始从包里拿出水果，打算是摆在我们两张床之间的那个小桌子上。但是桌子上已经摆放了我买来准备充饥用的盒装方便面，于是那个年轻人笑着跟我说，小兄弟，劳烦把你的东西稍微挪过去一点点，我们也摆点东西。
其实按照我那段日子，当了阵冒牌小混混，又是青春叛逆期，以我的习惯的话，我会翻个白眼然后不理不睬。不过我看他说话很客气，于是也就笑了笑然后把那堆方便面都丢到了床上，年轻人说不用这样你睡觉就不方便了，我们只占一点点地方就好，我说没事，泡面压不烂，反正待会也要吃了。年轻人也就没在继续说，笑了笑，然后去了洗手间把刀子洗干净，然后开始坐在床边削苹果。
窗外火车压着铁轨，在每一段铁轨之间，发出有规律的“哐当哐当”的声音，窗里那个年轻人用刀子削苹果，发出那种滋滋的声响。上铺也不知道是票不好卖还是为什么，在我们那个格子间里的6张床，两个上中下铺，上铺都没人。而我是下铺，我上边中铺那个家伙八成是个逃犯，也许是逃亡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睡觉，因为我自打在重庆上车以后，除了看到他起来上过两次厕所外，就一直看他在床上摊着。对面的年轻削好苹果，再用小刀划成一溜溜月牙状的，然后用刀子插起来，站起身来喂给中铺那个人吃。然后自己再吃一块，一副基情四射的样子。也许是我注视的目光引起了年轻人的注意，他也刺了一小牙苹果对我说，小兄弟，你也迟点吧，这是自贡本地的苹果，你看样子不像是四川人，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我们这的新鲜水果，来吧，尝点吧。
尽管我一直在摆手说不必了，但是他很热情，那种热情在那个小车厢里，就显得非常容易让我觉得温暖。在学校和家里，我的生活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责备，但我却是个倔强的人，始终不肯低头。离家出走的原因之一，也是觉得我自己成了家人的负担。没想到在这个小车厢里，一个陌生人几句简单的热情之话，就让我觉得暖暖的。盛情难却，我还是吃了。我平时水果吃得不算多，尤其不怎么爱吃苹果，但是那一口，却觉得很是不错。
就这样，我跟那个年轻人开始有说有笑起来，他问我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说从重庆到昆明，他又问我是去上学吗？我说不是，是去上班。他说你看上去岁数不大啊，这么小就出去工作啦？我傻笑着说是啊，工作还不错呢，老板离不开我，刚过完年就一个劲催我了，没办法啊。年轻人问我，那你说做什么工作的？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是……我是修车的。
直至今日，15年了，我也没能想通，当初怎么会给自己杜撰了这么个职业。也许是人那卑微的自尊心，我知道如果我说我是离家出走的，指不定又会被这个陌生人说教一番，但是我有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去做服务员。没有瞧不起服务员这个职业，而是觉得当我说出来，会被他们所瞧不起。我不能忍受别人看不起我的眼神，在当时那个青春的年纪里。不过当我说我是修车的之后，年轻人也没接着追问。他告诉我说，他也是一样，很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没有办法同时让两个孩子上学，于是自己就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弟弟。自己则到外面谋生活。那几年还要苦，他当过烟贩，在车站卖过地图报纸，还批发过劣质丝袜在天桥上叫卖。说完他就是一阵洪亮的哈哈大笑。
我跟着傻笑，却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对比自己，我的情况说不定比他当年更糟。年轻人接着跟我说，后来就因为一场事故，自己断了三根手指。说罢他就把左手伸出来给我看，我起初在他削苹果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注意到他的手指有残缺，此刻定神一看，发现他的小拇指和无名指整个都没了，而中指只留下了最后一个指节。他告诉我说，当时当小贩，投机倒把赚了点黑心钱，就自己买了个摩托车，但是被治安追赶的时候，自己的小摊也顾不上了，除了银行存款外的全部家当都随着那个小摊车一块没了，自己也因为逃跑的时候，摔了车，手指就这么永远跟自己说拜拜。他好像有点感悟，而感悟似乎不该是他这样的年轻人该有的动作。他说，在医院做了手术后，医生在他准备出院的时候，给了他一张表格，表格的内容是事故伤残鉴定的，他跟我解释说，填了那个表，就能够经过正规鉴定，得出结论自己的情况属于几级伤残，是否满足当时刚刚开展不久的“助残计划”，据说能够领到一些生活费，类似于低保的那种。
年轻人说，而他当时拿着那张表在医院门口的阶梯上坐了很久，觉得自己之前的生活虽然算不上是天堂，但是却和现在是两个极端。做手术基本没剩下什么钱，自己意外伤残，也不能告诉家里人让他们操心，而自己赖以生存的小摊也不知道被没收到了什么部门，那台摩托车也摔了个乱七八糟，于是瞬间就觉得非常绝望，不甘心过那种残障人士的生活，却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于是退了自己租的房子，开始在城里晃悠，一边挣扎于自己该不该东山再起，一边叹息于命运的不公，在这样的机缘下，他认识了自己的恩人。
说完他朝着中铺望去，说这位是我的老师，如果没有遇见他，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讨饭呢，哈哈哈。
他的笑声依旧爽朗，特别是在他与我分享了自己的悲惨往事以后。和他想必，我收到的不过是些委屈，而非摧残。于是此事，在自贡到宜宾之间，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这次离家，出现了些微后悔的情绪。
我赶紧问他，这位是你的老师？没看出啦，我还以为是你父亲呢。说完我一阵干笑，迫使自己不去后悔。他说，虽然不是亲生父亲，但是我也待他如父亲一样了，你可知道，他……
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因为盘腿坐在中铺的那个人，突然说了一句，其实不是我搭救了你，而是你找到了自己的路。往事不堪，但人要朝前，更要沉着。
这个人说话的声音细声细气的，而且字与字之间有点拖拉，和年轻人的掷地有声完全是两个概念。年轻人既然说那是他的老师，那么他一定是个尊师的人。而我却不那么喜欢老师，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常常嘲笑和讽刺我。也许是我当时年纪小，我和年轻人的谈话被那个墨镜男人一打岔以后，我们就开始聊起了别的话题。他说他们此行也是到昆明，但是只待几天就要去广东了。我问他去广东没别的车了吗？他说坐了别的车咱们还能认识吗？
我哈哈傻笑着。其实我知道人在旅途，难免寂寞，于是很多人都会在火车上找个聊天说话的朋友，而这个朋友往往在其中一个到站下车后，就成了过客，今后就算是遇到了，也不一定想得起他是谁。
车到宜宾已经临近晚上，车厢里的灯打开了，虽然和火车站外广场上的亮度无法对比，但是还是挺亮的了。天色黑起来，窗外也就没什么风景可看，于是我们都把注意力回到了车厢里面。我包包里有一副在自贡车站买到的扑克，本来也是因为无聊，打算自己跟自己诈诈金花玩，要知道我可是高手。于是我把扑克牌拿出来，问他们说，你们打不打牌啊，玩几把吧。三个人，我们就玩“扳扳炮”吧。
扳扳炮，是当时流行在川东地区的一项扑克游戏，斗地主当时还没盛行，但是打发差得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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