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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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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四川自流井
白莎来了之后,老宅里便又多了一位女眷。楚娇原本活泼,见着这位从美国来的大姐姐,自是喜欢。幺妹对白莎倒只是客气,时常教训楚娇要记着白莎虽是年轻,可毕竟做起了学校的老师,需要叫先生。我劝她不用拘泥旧礼,何况白莎又不同于旁人,这样反而见外。可她却执意名分该是如此,闹得楚娇反而不愿再去幺妹那里。
好在白莎原本就没准备在我这里常住。过了年,她搬去了学校的教工宿舍。那里虽是不比李家宽敞,可白莎却是喜欢。我和德诚说起,现在的白莎,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活脱脱就是个地道的中国姑娘了。他听了,却是笑我因为留过洋,却也说不清什么才是地道的中国姑娘。
德诚这么想也是不无道理,毕竟白莎还是有她的特别。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时,她和同龄人一样,喜欢咯咯地笑个不停,但在我们这些成年人面前,她总是充满自信、富于雄辩,完全没有女孩子的矜持或是羞怯。
一日我问起她在学校适应得如何。
“孩子们很可爱,就是那校长太讨厌了。”她快语答道。
“他把我们所有人都看做是迷失的异教徒。我告诉他我从小受洗,可他还是用怀疑的眼光看我。哼,我看啊,在他看来,连上帝都把不同的种族分成三六九等。”
“还有呢,他总是装着用英国口音说话,还责怪我把孩子们都教成了美国口音。这个人简直是个老古董,还虚伪。我听另一位加拿大老师说,他原本的口音实际上就是很乡下的,自己觉着不好意思,所以才拿腔作调。”
对这加拿大校长我虽也有同感,可碍着自己校董的位子,却也不好再说什么,便岔开话题,问道:“中国老师怎么样,应该还好吧?”
“这也不好说,”白莎狡黠地笑笑,“要看你想听客套话还是心里话了。”
见我点头示意,她便接着说下去:“要是说客套话,大家自然都对我好,没得挑剔。可是说心里话呢,我觉着他们其实还是不把我当自己人看。”
“这怎么说?”我不解地问道,“你们是同事、同龄,又同吃、同住,不是很容易便能成朋友”。
“刚开始,我只是觉着他们和我见外。可是,慢慢地,我就觉出来,有些人是有事瞒着我的。”
“你知道吗,舅舅,”她一下子压低了声音,好像要讲一个很大的秘密,“我听几位老先生说,年轻的老师里面有人是共产党。”
白莎摆弄着手腕上的镯子,认真地说道:“一说到共产党,大家就神秘兮兮的。刚说出口,又突然停住,可你能觉出来,他们肯定在学校里有人。”
“我听人说,咱们学校原本有位教中文的丁先生。学生们和年轻的老师可喜欢他了。前年他去了重庆教书,结果没有两天就被当共产党抓起来了。”
“大家都说,他哪里也不像是报上说的革命党那样张牙舞爪。人那么斯文,又总是在想事情,是位真正的绅士。”
此时白莎的眼中透出的既有好奇又有向往,虽不强烈,可却已令我焦虑不安。
“白莎,这事你一定听我的。你看,我这些年,境遇虽是不济,可至少还算是苟全于乱世。能如此维持,那就是因为我从不过问政治。从前清到民国,年轻人不知多少因为政治误入歧途,毁了自己的前程,甚至是丢了命。”
白莎原本转动镯子的手停了下来,双眼直视着我,满是兴奋地转用英文问道:“舅舅,你是不是认识共产党?能让我也见见他们吗?”
“莎拉,小声点儿!”我一定是表现得惊慌失措了。白莎夸张地用手堵住了嘴巴,但却没忍住,调皮地笑出了声。
“好了,舅舅,你别这么紧张!我只是好奇而已,而且,要想避开他们,至少得先知道他们是谁吧,对不对?”
“舅舅,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我能看出来的。你这人不太会撒谎的。”也许是因为换回了英文,白莎原本已学得不错的中式淑雅此时又重归了美式的爽直。
我摇摇头说:“我真的不认识。我只是听原先在哈佛的一位学长陈先生说过。他那时在欧洲,留学生政治化很深,要么是信马克思的,要么是反马克思的,两派吵闹不绝。即便是像他这样全然不问政治的人,竟有一次也被夹在中间,几遭皮肉之苦。”
“所以说,白莎,你要听舅舅的,那就两边都不要沾。”
“舅舅,这怕也没有那么容易。白牧师和我们讲过,美国革命的时候,起初革命党和保王党也就各占五分之一,而中间的骑墙派占了五分之三。可是等到战争打起来,真的就没法再做骑墙派了。我怕中国也会是如此的。”
大约是因为话题太过沉重,她这颇有先见之明的话,讲出来,也就搁在那里了。我依然还是劝她远离政治。她虽是美国人,终究看上去是中国模样。在那个时代,沾上党争,总难免引火烧身。此后,她并没再提此事,我也就当她已听了我的忠告。
1936年圣诞节后两天,学校办了特别的感恩之会。前一天,消息传来,西安之变终归和平解决,内战危机解除,国家决心抗日。学校虽是不谈政治之地,可无论信仰、种族、籍贯,在经历了此前五年国家沉沦、山河破碎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些希望。
在回去老宅的路上,原本是我,白莎,楚娇和德诚四人同行。楚娇该是想着放假了,难抑心中的兴奋,脚下也是跑得多,走得少。德诚虽是腿上不甚方便,可是担心楚娇也只得赶着过去,不多时我和白莎便落在了后面。
好在这天还不寒冷,太阳时隐时现,野径边、竹林里仍留着绿意,如此田园意境倒也不催人快步。再走出去几步,便能觉出白莎该是有些心事。可虽是觉出来了,却也不便问她。
临近书院的旧址,前面楚娇和德诚也没了踪影,白莎终于开了口:“舅舅,你怎么一直没有入教呢?”
她这问题倒是让我难得回答,可白莎毕竟与亲人无异,却也不必对她遮掩:“这事一言难尽。信仰这样心里的事,大多是难说清的。”
她脚步迟缓,眼睛只看着地上:“我这么说,白牧师听见了,恐怕要伤心的。可是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勉强。来这儿之后,我有时觉得基督教徒很奇怪,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好像这片土地上呼唤着不同于基督教的信仰。”
“我没有皈依基督教这不假,但是我确实相信存在着全能的上帝。他一直在看护注视着我们,不管你在哪里,这都不会改变的,不是吗?”
她摇摇头,悠悠叹道:“我说不好,舅舅。来了中国,觉着好多再平常不过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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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四川自流井
白莎来了之后,老宅里便又多了一位女眷。楚娇原本活泼,见着这位从美国来的大姐姐,自是喜欢。幺妹对白莎倒只是客气,时常教训楚娇要记着白莎虽是年轻,可毕竟做起了学校的老师,需要叫先生。我劝她不用拘泥旧礼,何况白莎又不同于旁人,这样反而见外。可她却执意名分该是如此,闹得楚娇反而不愿再去幺妹那里。
好在白莎原本就没准备在我这里常住。过了年,她搬去了学校的教工宿舍。那里虽是不比李家宽敞,可白莎却是喜欢。我和德诚说起,现在的白莎,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活脱脱就是个地道的中国姑娘了。他听了,却是笑我因为留过洋,却也说不清什么才是地道的中国姑娘。
德诚这么想也是不无道理,毕竟白莎还是有她的特别。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时,她和同龄人一样,喜欢咯咯地笑个不停,但在我们这些成年人面前,她总是充满自信、富于雄辩,完全没有女孩子的矜持或是羞怯。
一日我问起她在学校适应得如何。
“孩子们很可爱,就是那校长太讨厌了。”她快语答道。
“他把我们所有人都看做是迷失的异教徒。我告诉他我从小受洗,可他还是用怀疑的眼光看我。哼,我看啊,在他看来,连上帝都把不同的种族分成三六九等。”
“还有呢,他总是装着用英国口音说话,还责怪我把孩子们都教成了美国口音。这个人简直是个老古董,还虚伪。我听另一位加拿大老师说,他原本的口音实际上就是很乡下的,自己觉着不好意思,所以才拿腔作调。”
对这加拿大校长我虽也有同感,可碍着自己校董的位子,却也不好再说什么,便岔开话题,问道:“中国老师怎么样,应该还好吧?”
“这也不好说,”白莎狡黠地笑笑,“要看你想听客套话还是心里话了。”
见我点头示意,她便接着说下去:“要是说客套话,大家自然都对我好,没得挑剔。可是说心里话呢,我觉着他们其实还是不把我当自己人看。”
“这怎么说?”我不解地问道,“你们是同事、同龄,又同吃、同住,不是很容易便能成朋友”。
“刚开始,我只是觉着他们和我见外。可是,慢慢地,我就觉出来,有些人是有事瞒着我的。”
“你知道吗,舅舅,”她一下子压低了声音,好像要讲一个很大的秘密,“我听几位老先生说,年轻的老师里面有人是共产党。”
白莎摆弄着手腕上的镯子,认真地说道:“一说到共产党,大家就神秘兮兮的。刚说出口,又突然停住,可你能觉出来,他们肯定在学校里有人。”
“我听人说,咱们学校原本有位教中文的丁先生。学生们和年轻的老师可喜欢他了。前年他去了重庆教书,结果没有两天就被当共产党抓起来了。”
“大家都说,他哪里也不像是报上说的革命党那样张牙舞爪。人那么斯文,又总是在想事情,是位真正的绅士。”
此时白莎的眼中透出的既有好奇又有向往,虽不强烈,可却已令我焦虑不安。
“白莎,这事你一定听我的。你看,我这些年,境遇虽是不济,可至少还算是苟全于乱世。能如此维持,那就是因为我从不过问政治。从前清到民国,年轻人不知多少因为政治误入歧途,毁了自己的前程,甚至是丢了命。”
白莎原本转动镯子的手停了下来,双眼直视着我,满是兴奋地转用英文问道:“舅舅,你是不是认识共产党?能让我也见见他们吗?”
“莎拉,小声点儿!”我一定是表现得惊慌失措了。白莎夸张地用手堵住了嘴巴,但却没忍住,调皮地笑出了声。
“好了,舅舅,你别这么紧张!我只是好奇而已,而且,要想避开他们,至少得先知道他们是谁吧,对不对?”
“舅舅,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我能看出来的。你这人不太会撒谎的。”也许是因为换回了英文,白莎原本已学得不错的中式淑雅此时又重归了美式的爽直。
我摇摇头说:“我真的不认识。我只是听原先在哈佛的一位学长陈先生说过。他那时在欧洲,留学生政治化很深,要么是信马克思的,要么是反马克思的,两派吵闹不绝。即便是像他这样全然不问政治的人,竟有一次也被夹在中间,几遭皮肉之苦。”
“所以说,白莎,你要听舅舅的,那就两边都不要沾。”
“舅舅,这怕也没有那么容易。白牧师和我们讲过,美国革命的时候,起初革命党和保王党也就各占五分之一,而中间的骑墙派占了五分之三。可是等到战争打起来,真的就没法再做骑墙派了。我怕中国也会是如此的。”
大约是因为话题太过沉重,她这颇有先见之明的话,讲出来,也就搁在那里了。我依然还是劝她远离政治。她虽是美国人,终究看上去是中国模样。在那个时代,沾上党争,总难免引火烧身。此后,她并没再提此事,我也就当她已听了我的忠告。
1936年圣诞节后两天,学校办了特别的感恩之会。前一天,消息传来,西安之变终归和平解决,内战危机解除,国家决心抗日。学校虽是不谈政治之地,可无论信仰、种族、籍贯,在经历了此前五年国家沉沦、山河破碎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些希望。
在回去老宅的路上,原本是我,白莎,楚娇和德诚四人同行。楚娇该是想着放假了,难抑心中的兴奋,脚下也是跑得多,走得少。德诚虽是腿上不甚方便,可是担心楚娇也只得赶着过去,不多时我和白莎便落在了后面。
好在这天还不寒冷,太阳时隐时现,野径边、竹林里仍留着绿意,如此田园意境倒也不催人快步。再走出去几步,便能觉出白莎该是有些心事。可虽是觉出来了,却也不便问她。
临近书院的旧址,前面楚娇和德诚也没了踪影,白莎终于开了口:“舅舅,你怎么一直没有入教呢?”
她这问题倒是让我难得回答,可白莎毕竟与亲人无异,却也不必对她遮掩:“这事一言难尽。信仰这样心里的事,大多是难说清的。”
她脚步迟缓,眼睛只看着地上:“我这么说,白牧师听见了,恐怕要伤心的。可是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勉强。来这儿之后,我有时觉得基督教徒很奇怪,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好像这片土地上呼唤着不同于基督教的信仰。”
“我没有皈依基督教这不假,但是我确实相信存在着全能的上帝。他一直在看护注视着我们,不管你在哪里,这都不会改变的,不是吗?”
她摇摇头,悠悠叹道:“我说不好,舅舅。来了中国,觉着好多再平常不过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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