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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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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四川自贡
1993年六月中，讲完和白莎重庆相别，李先生不知为何又停下了故事。西蒙斯教授正听到自己父母出场，本是满心兴奋，可自此再没有下文，几日里坐卧不宁。他几次追问，李先生却总是推说夏天到了，身乏脑涨，往事已记不太清。
如此争下去，到了最后，西蒙斯教授却也是失去了耐性，一气之下提前去了重庆。
“你要留这儿做孝顺孩子？”临走前他冷冷地问道。
“李先生这阵子休息不好，我要照顾他。”我答得没有犹豫。
“你倒是比以前自信呵。你就认定他给你讲这些事是好心？”他仍是冷冷地说着。
“李先生这么正直，怎么可能有坏心？”我奋力辩白。
西蒙斯教授摇摇头，不屑地说道：“他这些事，自己纠结一生，参不透，你要是一定替他接着，就好好接吧。”
教授走后，李先生却也没有即刻把故事接上，几日里只是看着些老照片喃喃自语。这天一早正巧一位工商联老干部科的单科长来探望李先生，见他如此情景，也是担忧，报告了单位领导。
五点钟光景，听着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却是梅主席站在门口。此时李先生午睡还未起，我正要去叫她，却被梅主席止住。
“我听说李老这两天休息得不好，就过来看看。”
提起李先生近日的情形，我脸上自然也是露出了几分担忧，只是在一位领导面前总是拘谨，站立几时，却是不知如何接待。
“小易，你就这么堵着门口，还真是为李老着想啊！”梅主席笑着说道。
听她提醒，我才想到自己失礼，忙着迎她进屋坐下。再想想，似乎大人碰着此等情形需是端茶送水，便也忙着起身准备。
梅主席却是唤我在她身旁坐下，端详我几分后关切地问道：“我听他们还说西蒙斯主任去了重庆，走时还不太高兴？”
我默默地点点头，却也不知还能多说什么。
“你和李老能碰上也真是缘分，”她顿了顿接着说道，“我听党史办的同志讲，你的爷爷奶奶也是革命烈士。那天怎么没听你自己介绍？”
自家的历史由此被揭开，我心里更是不知所措，嘴上磕磕绊绊地解释道：“我爸妈从小就跟我说，不能觉着自己有什么特殊，也不可以在外面炫耀。”
梅主席点头赞许道：“前几天我和几位老同志提起你，大家都很欣慰。不过啊，不张扬是对的，但也不用刻意回避是不是？”
听到她最后那一句，我心中一动，抬起头，碰到梅主席关爱的目光。
“你在国外，是不是更有难处？”
“其实两边都有难处。”不知为何，似是积压许久的话此时却是觉着能对梅主席倾吐。
“这边我爸妈从来也不愿意多和我说起爷爷奶奶的事。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只说要我安心学业，说以前他们经过太多的动荡，只想我能平平安安。”
“我和他们应该是一代人，”梅主席若有所思地说道，“他们这些担心，我们这代人特能理解。”
“在美国这两年，倒是没觉着有这些压力，”我接着说了下去，“这些我们家里的事，美国同学反正是搞不懂，我认真学习就好了。不过，就是时间一久，我怕就更不想去碰这些老事了。”
鲜有告人的话说了，我偷眼看梅主席，心里也多少有些忐忑。
“你学完了会回来的吧，小易？你要是不回来，好多人该失望了。”
那刻，我却没有只是机械地点头，却是正视梅主席，说道：“梅主席，您怎么看李先生当年回来？西蒙斯教授的母亲还说如果李先生不回来，说不准大家还都更幸福。”
梅主席抬起双眼，凝视远方：“我年轻的时候，说实话，挺恨自己的父亲的。恨他为什么非要出去留学，还要去帝国主义的老巢美国。自己小的时候特别革命，一门心思要和父亲划清界线。其实倒不是怕被连累上什么，就是恨自己为什么有这么个不明不白的出身。”
“可是啊，光是自己想革命也不行—人家不让你，总是把你当另类看。我写入党申请，开始人家明确说不行，那我就申请去艰苦的地方，甘肃、青海，越是苦的地方，我心里越觉得高兴。”
“像是赎罪？”我轻声问道，“为自己的家庭恕罪？”
梅主席长长地吁了口气，努力地让刚毅的脸上露出笑容，“我倒没这么想，不过你这么说也挺有道理。可是啊，这罪也没有那么容易赎的。开始呢，我是真的觉着自己还有自己的家是罪孽深重—老百姓那么苦的时候，我们在波士顿散步、听音乐会，那就是罪。我向组织汇报思想，一层一层往下挖到灵魂深处，然后就是表决心，直到彻底地和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人家看着大概也不好意思明说不行，所以后来就只说是要研究、研究。不过呢，话也说回来，也许我得感谢人家。”
“感谢？”我不解地问道。
“是啊，要是人家早早地把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恐怕我也就不是坐在今天这位子上了。”梅主席顿了顿，脸上也收起了笑容，带着些遗憾地继续说道，“我父母走得早，文革没结束就去世了。等到我自己开始反思，再想问他们，也问不出来了。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自己亲人反而更难说了？”我若有所悟地问道。
“爱之愈深、言之愈难，”梅主席叹道，“所以说你和李老碰上是你的缘分。他把他这辈子难言的苦都告诉了你，这可是件宝啊。”
“为这事儿，西蒙斯教授还有些别扭呢，”我小心地言道。
听我提起西蒙斯教授，梅主席笑道，“这位小老弟还是个美国人的想法。他这得再多参几年才能悟出来。”
正说话间，听到里屋李先生起了身。我扶他出来，见着梅主席在，他也颇为动容，连声感谢组织的关心。
“李老，咱们在家里就不客套了，”梅主席爽朗地笑道，“没有外人在，您叫我小梅！”她转身向着我接着说道，“小易呢，你就叫我梅阿姨。”
此时晚饭时间将至，李先生正愁没有像样的饭菜招待梅主席，却是听梅主席建议道：“小易也算是自贡的后人，我陪您带他在街上走走，体验体验家乡的生活。”
李先生的住处是市里面照顾老干部的家属区，本是清静。随着梅主席，走出十分钟，拐上一条大路，才觉出这自贡虽不是大城市，可市面上热闹不凡。此时暮色尚未降临，初夏夕阳下人流熙攘，喧笑不绝，正应了热闹二字。
再走过去几分钟，右拐岔进一条老街，一片片老式黑瓦木屋夹着中间的石板街蜿蜒前行。晚饭时间，街边的小摊上满是人，坐着竹板凳，围着竹桌，手里端着腾着热气，飘着辣香的抄手和小面。
麻辣的气味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无孔不入，满街飘扬的花椒、辣椒和麻椒往鼻孔里钻来。闻见那味道，我只觉着胃中鸣叫、舌尖生津，恨不得能马上停下，捧着一碗红油小面，喝上一口汤。
前面带路的梅主席回头看看我，微微一笑，问道，“小易，在美国吃不到这些吧？前面有家店，比较干净卫生，那里的红油饺子，那可是真正地香哦。”
“这店家和李老还有段渊源，人家也盼着李老能来呢。”
不知是因为周遭的喧嚣，还是劳累后的精神不济，李先生面色凝重，对梅主席的话并无反应，只是默默地由我扶着前行。前面又是一大片黑瓦木屋，其中一间门脸上挂着幌子，上写“德记抄手”四个大字。
还未等我发问，梅主席先停下了脚步，并把李先生由我手中搀扶过去。
“李老，这字号你还记着吧？”
梅主席的问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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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四川自贡
1993年六月中，讲完和白莎重庆相别，李先生不知为何又停下了故事。西蒙斯教授正听到自己父母出场，本是满心兴奋，可自此再没有下文，几日里坐卧不宁。他几次追问，李先生却总是推说夏天到了，身乏脑涨，往事已记不太清。
如此争下去，到了最后，西蒙斯教授却也是失去了耐性，一气之下提前去了重庆。
“你要留这儿做孝顺孩子？”临走前他冷冷地问道。
“李先生这阵子休息不好，我要照顾他。”我答得没有犹豫。
“你倒是比以前自信呵。你就认定他给你讲这些事是好心？”他仍是冷冷地说着。
“李先生这么正直，怎么可能有坏心？”我奋力辩白。
西蒙斯教授摇摇头，不屑地说道：“他这些事，自己纠结一生，参不透，你要是一定替他接着，就好好接吧。”
教授走后，李先生却也没有即刻把故事接上，几日里只是看着些老照片喃喃自语。这天一早正巧一位工商联老干部科的单科长来探望李先生，见他如此情景，也是担忧，报告了单位领导。
五点钟光景，听着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却是梅主席站在门口。此时李先生午睡还未起，我正要去叫她，却被梅主席止住。
“我听说李老这两天休息得不好，就过来看看。”
提起李先生近日的情形，我脸上自然也是露出了几分担忧，只是在一位领导面前总是拘谨，站立几时，却是不知如何接待。
“小易，你就这么堵着门口，还真是为李老着想啊！”梅主席笑着说道。
听她提醒，我才想到自己失礼，忙着迎她进屋坐下。再想想，似乎大人碰着此等情形需是端茶送水，便也忙着起身准备。
梅主席却是唤我在她身旁坐下，端详我几分后关切地问道：“我听他们还说西蒙斯主任去了重庆，走时还不太高兴？”
我默默地点点头，却也不知还能多说什么。
“你和李老能碰上也真是缘分，”她顿了顿接着说道，“我听党史办的同志讲，你的爷爷奶奶也是革命烈士。那天怎么没听你自己介绍？”
自家的历史由此被揭开，我心里更是不知所措，嘴上磕磕绊绊地解释道：“我爸妈从小就跟我说，不能觉着自己有什么特殊，也不可以在外面炫耀。”
梅主席点头赞许道：“前几天我和几位老同志提起你，大家都很欣慰。不过啊，不张扬是对的，但也不用刻意回避是不是？”
听到她最后那一句，我心中一动，抬起头，碰到梅主席关爱的目光。
“你在国外，是不是更有难处？”
“其实两边都有难处。”不知为何，似是积压许久的话此时却是觉着能对梅主席倾吐。
“这边我爸妈从来也不愿意多和我说起爷爷奶奶的事。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只说要我安心学业，说以前他们经过太多的动荡，只想我能平平安安。”
“我和他们应该是一代人，”梅主席若有所思地说道，“他们这些担心，我们这代人特能理解。”
“在美国这两年，倒是没觉着有这些压力，”我接着说了下去，“这些我们家里的事，美国同学反正是搞不懂，我认真学习就好了。不过，就是时间一久，我怕就更不想去碰这些老事了。”
鲜有告人的话说了，我偷眼看梅主席，心里也多少有些忐忑。
“你学完了会回来的吧，小易？你要是不回来，好多人该失望了。”
那刻，我却没有只是机械地点头，却是正视梅主席，说道：“梅主席，您怎么看李先生当年回来？西蒙斯教授的母亲还说如果李先生不回来，说不准大家还都更幸福。”
梅主席抬起双眼，凝视远方：“我年轻的时候，说实话，挺恨自己的父亲的。恨他为什么非要出去留学，还要去帝国主义的老巢美国。自己小的时候特别革命，一门心思要和父亲划清界线。其实倒不是怕被连累上什么，就是恨自己为什么有这么个不明不白的出身。”
“可是啊，光是自己想革命也不行—人家不让你，总是把你当另类看。我写入党申请，开始人家明确说不行，那我就申请去艰苦的地方，甘肃、青海，越是苦的地方，我心里越觉得高兴。”
“像是赎罪？”我轻声问道，“为自己的家庭恕罪？”
梅主席长长地吁了口气，努力地让刚毅的脸上露出笑容，“我倒没这么想，不过你这么说也挺有道理。可是啊，这罪也没有那么容易赎的。开始呢，我是真的觉着自己还有自己的家是罪孽深重—老百姓那么苦的时候，我们在波士顿散步、听音乐会，那就是罪。我向组织汇报思想，一层一层往下挖到灵魂深处，然后就是表决心，直到彻底地和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人家看着大概也不好意思明说不行，所以后来就只说是要研究、研究。不过呢，话也说回来，也许我得感谢人家。”
“感谢？”我不解地问道。
“是啊，要是人家早早地把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恐怕我也就不是坐在今天这位子上了。”梅主席顿了顿，脸上也收起了笑容，带着些遗憾地继续说道，“我父母走得早，文革没结束就去世了。等到我自己开始反思，再想问他们，也问不出来了。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自己亲人反而更难说了？”我若有所悟地问道。
“爱之愈深、言之愈难，”梅主席叹道，“所以说你和李老碰上是你的缘分。他把他这辈子难言的苦都告诉了你，这可是件宝啊。”
“为这事儿，西蒙斯教授还有些别扭呢，”我小心地言道。
听我提起西蒙斯教授，梅主席笑道，“这位小老弟还是个美国人的想法。他这得再多参几年才能悟出来。”
正说话间，听到里屋李先生起了身。我扶他出来，见着梅主席在，他也颇为动容，连声感谢组织的关心。
“李老，咱们在家里就不客套了，”梅主席爽朗地笑道，“没有外人在，您叫我小梅！”她转身向着我接着说道，“小易呢，你就叫我梅阿姨。”
此时晚饭时间将至，李先生正愁没有像样的饭菜招待梅主席，却是听梅主席建议道：“小易也算是自贡的后人，我陪您带他在街上走走，体验体验家乡的生活。”
李先生的住处是市里面照顾老干部的家属区，本是清静。随着梅主席，走出十分钟，拐上一条大路，才觉出这自贡虽不是大城市，可市面上热闹不凡。此时暮色尚未降临，初夏夕阳下人流熙攘，喧笑不绝，正应了热闹二字。
再走过去几分钟，右拐岔进一条老街，一片片老式黑瓦木屋夹着中间的石板街蜿蜒前行。晚饭时间，街边的小摊上满是人，坐着竹板凳，围着竹桌，手里端着腾着热气，飘着辣香的抄手和小面。
麻辣的气味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无孔不入，满街飘扬的花椒、辣椒和麻椒往鼻孔里钻来。闻见那味道，我只觉着胃中鸣叫、舌尖生津，恨不得能马上停下，捧着一碗红油小面，喝上一口汤。
前面带路的梅主席回头看看我，微微一笑，问道，“小易，在美国吃不到这些吧？前面有家店，比较干净卫生，那里的红油饺子，那可是真正地香哦。”
“这店家和李老还有段渊源，人家也盼着李老能来呢。”
不知是因为周遭的喧嚣，还是劳累后的精神不济，李先生面色凝重，对梅主席的话并无反应，只是默默地由我扶着前行。前面又是一大片黑瓦木屋，其中一间门脸上挂着幌子，上写“德记抄手”四个大字。
还未等我发问，梅主席先停下了脚步，并把李先生由我手中搀扶过去。
“李老，这字号你还记着吧？”
梅主席的问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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