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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手工业者。当时，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居住在依各地方大名居住的主城而建的市镇里，这些市镇被称作“城下町”，商业和手工业者因此也成为“町人”。
在“町人”之下，还有一个“贱民”阶层，他们多为罪犯之后，被划定在特定区域生活，从事最为人瞧不起的行当，而且不能与别的阶层通婚。这样，贱民阶层只能在内部自我发展，子孙后代也不能脱离这一身份，形成了日本社会特殊的群落现象。
因对外贸易的需要，德川幕府初期实行的是开放政策，外国人能在日本自由从事商业活动，由幕府特许从事对外贸易的日本豪商也能长期驻留国外。然而因为西方传教士活动日益频繁，在普通老百姓中的影响日益深厚，严重威胁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德川幕府决定像丰臣秀吉那样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进行驱逐。1612年，也就是在国内还存在反对德川氏统治的势力时，德川幕府就颁布法令，强令信仰天主教的老百姓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要求他们只信仰自己本国的宗教——神道教。
不愿意改变天主教信仰的百姓纷纷起来反对幕府的这一法令，但迎接他们的是幕府冰冷的刀枪。这些百姓不是被判重刑就是被活活吊死，有的则沦为各地大名的奴隶。为了保全自己和全家的性命，一些人纷纷向幕府低头，并将家中有关天主教的物品全部烧毁。
也就在这一时期，幕府加紧了对外贸易的限制，1623年和1624年，幕府先后禁止了与英国和西班牙的贸易，1635年，幕府发布禁船令，严禁各类船只驶往海外，违令者处斩，家小没入官府，卖为奴仆。虽然幕府依旧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来日本通商，但停泊地和贸易地只限于长崎一港，其行动范围也被严格限制。除此之外，到长崎的中国人与荷兰人都要向幕府提交有关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报告书，被称为“风说书”。由中国人提交的情况报告书叫做“唐风说书”，由荷兰人提交的则称为“荷兰风说书”。德川幕府依靠这种方式来了解外部情况。由此，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进入了自我封闭状态，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锁国时代”。
锁国时代的日本，农业生产水平大幅提高。由于幕府大力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日本的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7世纪初德川幕府刚刚建立时的170多万公顷，增加到了18世纪中期的300万公顷。土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先进农具的出现，使得农民的生活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江户中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商品贸易的繁荣，各地颇具规模的小市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小市镇的出现加快了物品的流通，一些全国性的商贸城市陆续出现。这些商贸城市集中了一大批从事金融业、手工业的商人，商人们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相互联合，垄断市场，操控商品价格，造就出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巨商，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因此变得越来越大。
随着商人势力的迅速崛起，到18世纪初叶，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商人们的经营活动给幕府和各地大名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普通百姓的生活则日渐困顿下去。而且随着幕府和各地大名对农民年贡上缴量的不断增加，农民依靠种地无法承担巨额赋税，为了维持生计，只得典当土地，农民失地现象频出。农民的土地产出是德川幕府和大名们收入的最重要来源，随着失地农民的激增，幕府的财政收入受到巨大影响。
幕府的财政困境直接影响了武士阶层的生活，由于俸禄不能按时发放，即便发放也被幕府和大名们以各种原因克扣，一些中低层武士沦为破产的浪人，或是依附于商人。德川幕府初期制定的身份等级制度开始悄然瓦解。
农民的失地和武士的破产直接影响了幕府的统治，为了化解这一危机，德川幕府分别在第四代将军德川吉宗、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在位期间实行了改革，即“享保改革”、“宽正改革”、“天保个改革”三大改革。
1716年开始进行的“享保改革”的重点在于保护农民权益，重新分配土地，将农民的年贡固定化，对商人则采取控制打压政策，掌控大米价格，严厉禁止商人哄抬物价。这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幕府的财政收入扭亏为盈。“宽正改革”于1789年开始实行，这次改革的主要政策依旧是重农抑商。其废除商人的特权及其所属的行会，增加农村土地，对于各地大名也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他们不能豪奢，禁止各大名之间互相赠送贵重礼物。但是此次改革由于实权派人物松平定信的辞职而告终止，幕府由此失去了掌控全局的能力，日本社会再次陷入混乱之中。1841年，德川家庆任用家臣水野忠邦为“老中”，主持实施“天保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幕府直辖领地面积，这些新增的领地原是各地大名的富饶领地，而幕府作为交换分配给他们的则是贫瘠荒芜的土地，这引起了各大名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起来抵制幕府的这一行动。为了平息众怒，德川家庆免去了水野忠邦的“老中”之职，“天保改革”也在各利益阶层的反对下以失败收场。
“天保改革”的失败使德川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也使得其统治发生了动摇，幕府实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一场彻底改变日本命运的运动正在悄然逼近风雨飘摇之际的德川幕府。
饰，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手工业者。当时，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居住在依各地方大名居住的主城而建的市镇里，这些市镇被称作“城下町”，商业和手工业者因此也成为“町人”。
在“町人”之下，还有一个“贱民”阶层，他们多为罪犯之后，被划定在特定区域生活，从事最为人瞧不起的行当，而且不能与别的阶层通婚。这样，贱民阶层只能在内部自我发展，子孙后代也不能脱离这一身份，形成了日本社会特殊的群落现象。
因对外贸易的需要，德川幕府初期实行的是开放政策，外国人能在日本自由从事商业活动，由幕府特许从事对外贸易的日本豪商也能长期驻留国外。然而因为西方传教士活动日益频繁，在普通老百姓中的影响日益深厚，严重威胁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德川幕府决定像丰臣秀吉那样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进行驱逐。1612年，也就是在国内还存在反对德川氏统治的势力时，德川幕府就颁布法令，强令信仰天主教的老百姓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要求他们只信仰自己本国的宗教——神道教。
不愿意改变天主教信仰的百姓纷纷起来反对幕府的这一法令，但迎接他们的是幕府冰冷的刀枪。这些百姓不是被判重刑就是被活活吊死，有的则沦为各地大名的奴隶。为了保全自己和全家的性命，一些人纷纷向幕府低头，并将家中有关天主教的物品全部烧毁。
也就在这一时期，幕府加紧了对外贸易的限制，1623年和1624年，幕府先后禁止了与英国和西班牙的贸易，1635年，幕府发布禁船令，严禁各类船只驶往海外，违令者处斩，家小没入官府，卖为奴仆。虽然幕府依旧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来日本通商，但停泊地和贸易地只限于长崎一港，其行动范围也被严格限制。除此之外，到长崎的中国人与荷兰人都要向幕府提交有关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报告书，被称为“风说书”。由中国人提交的情况报告书叫做“唐风说书”，由荷兰人提交的则称为“荷兰风说书”。德川幕府依靠这种方式来了解外部情况。由此，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进入了自我封闭状态，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锁国时代”。
锁国时代的日本，农业生产水平大幅提高。由于幕府大力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日本的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7世纪初德川幕府刚刚建立时的170多万公顷，增加到了18世纪中期的300万公顷。土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先进农具的出现，使得农民的生活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江户中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商品贸易的繁荣，各地颇具规模的小市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小市镇的出现加快了物品的流通，一些全国性的商贸城市陆续出现。这些商贸城市集中了一大批从事金融业、手工业的商人，商人们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相互联合，垄断市场，操控商品价格，造就出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巨商，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因此变得越来越大。
随着商人势力的迅速崛起，到18世纪初叶，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商人们的经营活动给幕府和各地大名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普通百姓的生活则日渐困顿下去。而且随着幕府和各地大名对农民年贡上缴量的不断增加，农民依靠种地无法承担巨额赋税，为了维持生计，只得典当土地，农民失地现象频出。农民的土地产出是德川幕府和大名们收入的最重要来源，随着失地农民的激增，幕府的财政收入受到巨大影响。
幕府的财政困境直接影响了武士阶层的生活，由于俸禄不能按时发放，即便发放也被幕府和大名们以各种原因克扣，一些中低层武士沦为破产的浪人，或是依附于商人。德川幕府初期制定的身份等级制度开始悄然瓦解。
农民的失地和武士的破产直接影响了幕府的统治，为了化解这一危机，德川幕府分别在第四代将军德川吉宗、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在位期间实行了改革，即“享保改革”、“宽正改革”、“天保个改革”三大改革。
1716年开始进行的“享保改革”的重点在于保护农民权益，重新分配土地，将农民的年贡固定化，对商人则采取控制打压政策，掌控大米价格，严厉禁止商人哄抬物价。这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幕府的财政收入扭亏为盈。“宽正改革”于1789年开始实行，这次改革的主要政策依旧是重农抑商。其废除商人的特权及其所属的行会，增加农村土地，对于各地大名也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他们不能豪奢，禁止各大名之间互相赠送贵重礼物。但是此次改革由于实权派人物松平定信的辞职而告终止，幕府由此失去了掌控全局的能力，日本社会再次陷入混乱之中。1841年，德川家庆任用家臣水野忠邦为“老中”，主持实施“天保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幕府直辖领地面积，这些新增的领地原是各地大名的富饶领地，而幕府作为交换分配给他们的则是贫瘠荒芜的土地，这引起了各大名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起来抵制幕府的这一行动。为了平息众怒，德川家庆免去了水野忠邦的“老中”之职，“天保改革”也在各利益阶层的反对下以失败收场。
“天保改革”的失败使德川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也使得其统治发生了动摇，幕府实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一场彻底改变日本命运的运动正在悄然逼近风雨飘摇之际的德川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