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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笑着说，“说不准这个曹风就是在蹲监狱的时候变成了同性恋。不过现在拨云见日了，查到了尸源，破案指日可待。DNA又要立功喽。”
“这个曹风是什么时候出狱的？”黄支队没有接我的话茬儿，接着问张秋，“我要的是具体、准确的时间。”
“刚才我向司法部门朋友查询了一下，”张秋说，“准确时间是去年九月二十二日。”
“时间对得上！”黄支队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高兴地说，“马上去查这个曹风，生前和哪些男人有染，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亲属。”
“怕是不好查。”张秋紧跟着泼来一瓢凉水，“据司法部门同事的介绍，这个曹风从小是个黑户，入狱的时候，他除了曹风这个名字，其他所有资料都拒不交代。因为并没有查到他的户籍，所以监狱管理局的同事对这个曹风的身世一无所知。”
“查不清身份，还能找不到人？”黄支队笑着说，“看我们的本事，去查吧！”
案件每次进展到需要调查的时候，我就失业了。
回到宾馆，我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专案组传回好消息。翻看着微博，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眼球的热点。实在不知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云泰案”。
为什么在前四起案件中，死者体内都没有发现精子，在最后一起案件中却发现了精子？难道真的是不同人作案？不会！那么特殊的绳结打法不可能出自两人之手，如果真的是两个人，那这巧合有些过于夸张了。难道这一次“云泰案”的凶手有了帮手？两个人轮奸？也不会。这么隐蔽的作案，侵犯对象都是弱女子，何必要找什么帮手？强奸犯没必要带徒弟吧？
那么，又会是因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云泰案”前四起案件中。犯罪分子为什么会没有精子？或许这次他出了什么纰漏，把精子留在了死者的体内？目前这样的想法才是唯一可以说得通的想法。所以，案件侦破的突破口一方面在查DNA，另一方面就是要搞清楚凶手为什么会没有在现场留下精子。
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对警察来说，熟睡被惊醒通常不是因为噩梦，而是电话铃。
不过，这次是好消息，曹风的资料和住址找到了。
“这个曹风是不是个同性恋还没有任何调查依据能够证实。”当我赶到专案组的时候，黄支队开门见山地说。
“没有发现他是同性恋的依据？”我问。
“是的。”黄支队说，“倒是很意外地得知，曹风在出狱后不久就结婚了。”
“结婚？”我说，“他不是同性恋吗？他娶的是男人还是女人？”
“少见多怪。”黄支队皱着眉头说，“你不知道有双性恋的说法吗？而且还有很多同性恋为了掩盖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而骗婚的。我们以前还接到过此类事情的信访。”
“这个也信访？”
“是啊，”黄支队说，“被骗婚的女子来上访呗。”
“这事儿归公安管？”我十分诧异。
“公安大接访以后，”黄支队摇摇头，“什么信访事项没有接待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接待不到的。哎！跑题了，跑题了。”
我想了想，说：“你说的还真有可能。你看，死者是去年九月底出狱的，十月份就结婚了。而我们判断死者应该是十二月到一月左右死亡的，也就是说死者结婚后两个月就死亡了。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所以我认为，死者很有可能是因为结婚激怒了他的同性恋男友，然后同性恋男友一气之下杀了他。”
“我考虑的也是这样的可能性。”黄支队低头思考了几秒钟，说，“没有其他可能了。”
“曹风的妻子呢？”我说，“她说不准会知情。”
“目前正在派人查。”黄支队说，“曹风的妻子是四川人，叫孟梦，在我们这边打工。因为曹风生前根本就没有几个朋友，所以调查也很艰难。”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说，“曹风不是黑户吗？没有户口的人，也可以登记结婚？”
“当然不是去民政局登记结婚。”黄支队说，“曹风以前盗窃的时候，是跟着一个老小偷当学徒的，他把这个老小偷当成自己的师父、亲人。曹风和孟梦结婚的时候，是让这个老小偷当的见证人，三个人喝个烂醉，算是结婚了。”
“有第三个知情人？”我说，“那敢情好，从这个老小偷嘴里岂不是可以得到更多关于曹风的信息？”
“问题就在这里，”黄支队说，“老小偷交代，曹风生前话非常少，老小偷就知道他无亲无故，其他关于曹风的信息一点儿都不清楚。”
“那老小偷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呢？”我问。
“据老小偷交代，”黄支队抿了一口茶说，“那次结婚，老小偷是最后一次见到曹风。随后老小偷因为老家的房子拆迁问题，就回农村了，至此没再和曹风联系过。”
“也就是说，”我说，“曹风从出狱到死亡这一段时间的活动情况和交往情况，只有孟梦一个人知道了？”
黄支队点了点头。
突然，专案组会议室的大门被主办侦查员推开。
“孟梦的身份查清了。”主办侦查员说，“四川籍，家住农村。一年半前到云泰打工，主要是在烧烤店洗烤盘。因为孟梦的脸上有血管瘤，所以长相算是比较丑陋的，她一般也不和别人说话。孟梦结婚的情况，烧烤店的人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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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笑着说，“说不准这个曹风就是在蹲监狱的时候变成了同性恋。不过现在拨云见日了，查到了尸源，破案指日可待。DNA又要立功喽。”
“这个曹风是什么时候出狱的？”黄支队没有接我的话茬儿，接着问张秋，“我要的是具体、准确的时间。”
“刚才我向司法部门朋友查询了一下，”张秋说，“准确时间是去年九月二十二日。”
“时间对得上！”黄支队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高兴地说，“马上去查这个曹风，生前和哪些男人有染，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亲属。”
“怕是不好查。”张秋紧跟着泼来一瓢凉水，“据司法部门同事的介绍，这个曹风从小是个黑户，入狱的时候，他除了曹风这个名字，其他所有资料都拒不交代。因为并没有查到他的户籍，所以监狱管理局的同事对这个曹风的身世一无所知。”
“查不清身份，还能找不到人？”黄支队笑着说，“看我们的本事，去查吧！”
案件每次进展到需要调查的时候，我就失业了。
回到宾馆，我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专案组传回好消息。翻看着微博，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眼球的热点。实在不知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云泰案”。
为什么在前四起案件中，死者体内都没有发现精子，在最后一起案件中却发现了精子？难道真的是不同人作案？不会！那么特殊的绳结打法不可能出自两人之手，如果真的是两个人，那这巧合有些过于夸张了。难道这一次“云泰案”的凶手有了帮手？两个人轮奸？也不会。这么隐蔽的作案，侵犯对象都是弱女子，何必要找什么帮手？强奸犯没必要带徒弟吧？
那么，又会是因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云泰案”前四起案件中。犯罪分子为什么会没有精子？或许这次他出了什么纰漏，把精子留在了死者的体内？目前这样的想法才是唯一可以说得通的想法。所以，案件侦破的突破口一方面在查DNA，另一方面就是要搞清楚凶手为什么会没有在现场留下精子。
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对警察来说，熟睡被惊醒通常不是因为噩梦，而是电话铃。
不过，这次是好消息，曹风的资料和住址找到了。
“这个曹风是不是个同性恋还没有任何调查依据能够证实。”当我赶到专案组的时候，黄支队开门见山地说。
“没有发现他是同性恋的依据？”我问。
“是的。”黄支队说，“倒是很意外地得知，曹风在出狱后不久就结婚了。”
“结婚？”我说，“他不是同性恋吗？他娶的是男人还是女人？”
“少见多怪。”黄支队皱着眉头说，“你不知道有双性恋的说法吗？而且还有很多同性恋为了掩盖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而骗婚的。我们以前还接到过此类事情的信访。”
“这个也信访？”
“是啊，”黄支队说，“被骗婚的女子来上访呗。”
“这事儿归公安管？”我十分诧异。
“公安大接访以后，”黄支队摇摇头，“什么信访事项没有接待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接待不到的。哎！跑题了，跑题了。”
我想了想，说：“你说的还真有可能。你看，死者是去年九月底出狱的，十月份就结婚了。而我们判断死者应该是十二月到一月左右死亡的，也就是说死者结婚后两个月就死亡了。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所以我认为，死者很有可能是因为结婚激怒了他的同性恋男友，然后同性恋男友一气之下杀了他。”
“我考虑的也是这样的可能性。”黄支队低头思考了几秒钟，说，“没有其他可能了。”
“曹风的妻子呢？”我说，“她说不准会知情。”
“目前正在派人查。”黄支队说，“曹风的妻子是四川人，叫孟梦，在我们这边打工。因为曹风生前根本就没有几个朋友，所以调查也很艰难。”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说，“曹风不是黑户吗？没有户口的人，也可以登记结婚？”
“当然不是去民政局登记结婚。”黄支队说，“曹风以前盗窃的时候，是跟着一个老小偷当学徒的，他把这个老小偷当成自己的师父、亲人。曹风和孟梦结婚的时候，是让这个老小偷当的见证人，三个人喝个烂醉，算是结婚了。”
“有第三个知情人？”我说，“那敢情好，从这个老小偷嘴里岂不是可以得到更多关于曹风的信息？”
“问题就在这里，”黄支队说，“老小偷交代，曹风生前话非常少，老小偷就知道他无亲无故，其他关于曹风的信息一点儿都不清楚。”
“那老小偷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呢？”我问。
“据老小偷交代，”黄支队抿了一口茶说，“那次结婚，老小偷是最后一次见到曹风。随后老小偷因为老家的房子拆迁问题，就回农村了，至此没再和曹风联系过。”
“也就是说，”我说，“曹风从出狱到死亡这一段时间的活动情况和交往情况，只有孟梦一个人知道了？”
黄支队点了点头。
突然，专案组会议室的大门被主办侦查员推开。
“孟梦的身份查清了。”主办侦查员说，“四川籍，家住农村。一年半前到云泰打工，主要是在烧烤店洗烤盘。因为孟梦的脸上有血管瘤，所以长相算是比较丑陋的，她一般也不和别人说话。孟梦结婚的情况，烧烤店的人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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