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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打进来,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进攻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知县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儿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儿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的份儿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儿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上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打进来,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进攻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知县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儿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儿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的份儿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儿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上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