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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怀有梦想，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也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眼看着成为一个辛苦地混一生的南岸女人。
4
一早起来，父亲依然坐在堂屋楼梯边小板凳上抽叶子烟，烟杆是竹子做的，烟叶是便宜货，很呛人。我把头偏向一旁，避开漫散开来的烟。我没见过父亲早晨吃过东西，只是抽一杆烟，他说，他不饿。我小时真以为如此，长大一些才明白，父亲不吃早饭，是在饥饿时期养成的习惯，省着一口饭，让我们这些孩子吃。到粮食算够吃时，他不吃早饭的习惯，却无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亲放下烟杆，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票子，是五角钱。票子中间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迅速地把五角钱的票子塞到我手里。
我一下未反应过来，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地给我钱。
拿着钱，我一步步顺着楼梯上阁楼。白日的光照射下阁楼异常陌生，隔在两张床间的布帘半拉开，四姐和德华都不在了，被单和枕头歪斜，破竹片伸出来。我任书本从膝盖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边。云影一遮住山坡，阁楼里光线马上变得很阴暗。
母亲的声音从楼下屋子传来，她是在和父亲说：又要去江边了，才没隔多久，不知啷个搞的，又一背篓脏衣服？
我盯着手里崭新的五角钱，听着母亲的脚步声朝院门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过来，今天不就是9月21日，我的十八岁生日吗？难怪父亲破天荒地悄悄给我五角钱。
母亲，她应当记得我的生日，可她没有，昨天也没提起，她不像要给我过生日的样子，自个儿朝江边洗衣服去了，连叫上我的想法都没有。
母亲从没给我过生日，那是以前，可这是十八岁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岁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母亲对我是有意绕开？不，她根本就忘得彻彻底底。她记得又能怎么样？只要是我的事，她总不屑于记在心。
我下了楼，有意不和父亲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学街坡顶，经过小学宿舍院子，那儿经常坐着站着几个退了休的教师，抱孙子外孙，看过路人。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说遇到过我大姐。
好像不止一个人。老太太说，我大姐肩上挎了个旅行包，和一个矮个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说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终于盼到大姐回来了。
但往前走了没一段路，我就想，大姐从外地回重庆了，怎么不回家呢？她不喜欢做事瞒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话，她准看错了。
我朝石桥走去，各样各式的人拥挤着。这是个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气又不热，仿佛远近的人都赶集来了。农民挑着蔬菜，还有各式各样可以换钱的东西，早已轧断了区政府规定可摆摊的两条街。吆喝声、论价声和苍蝇嗡嗡声混杂一片。这里人买食品喜欢看到当街杀生，图新鲜，买了放心。一个小贩坐在长条木凳上，正在从竹篓里抓鲜活的青蛙，当脖颈一刀，熟练地一下剥掉皮，掏掉内脏，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围裙一样血迹斑斑，脚下黑黑红红的肠肝肚肺、绿色的蛙皮扔得四处皆是，盆子里有宰剥完毕的青蛙，横竖堆压着相连的大腿小腿，血水依着乱石堆成的街墙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阶，绕开拥挤不堪的路段。但人还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牵着小孩，有说有笑，亲亲热热。邮局、电影院、茶馆，没有一个地方人少。
买个什么样东西，给自己过生日？我继续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觉经过照相馆。五角钱在我和父亲眼里值个数，但照个最低价的单人标准相都不够，橱窗里已经换掉举着毛主席语录戴着毛主席像章男女的形象，挂出了烫头发穿裙子摆出姿态的女人的笑容。对面是药店，旁边是百货商店，我几步走了进去。
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柜台，看不出哪样东西既是我要的，又是我能买的。化妆品有了种种新鲜玩意儿：口红、胭脂、眉笔。我买不起，它们和“美容”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我不明白这两个字有什么用。
我直接上了顶楼，站在那儿可望得很远：长江对岸，江北青草坝，江北造船厂及古塔；往东能看到石桥广场。石桥广场在我的视线下，并不像走进去那么庞大，它一边靠菜市场，一边是小块相间的农田，另外两边是肮脏巨大无面目的建筑物：铁器加工厂、关押政治犯和长刑期重犯的省二监狱。
石桥广场原先只是一个较宽敞的空地，本地人乱堆垃圾、废砖，就无法种菜了。
我还在读初二初三时，每周得停课两天，义务劳动，从江边挑沙子来填平大大小小的烂坑，扩展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广场。所有的小学中学生都得跟当地的成年人一样劳动，下有定额，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完成规定的数额。
石桥广场最光彩的时刻，是开本地区的公审大会，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旗帜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公审会后，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着犯人上卡车。犯人一律剃光头，五花大绑，脑袋被按下，脖颈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写着“杀人犯”、“强奸犯”、“反革命犯”、“贪污犯”、“抢劫犯”，还有我不明白的“鸡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划着大红×。卡车在南岸地区主要街道缓慢行驶，游街示众。没几年前，枪毙人就在广场土坎上执行，示众效果好，但场面喧闹激动，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差错，打不中要害处，犯人乱嚷乱吼有辱伟大领袖伟大的党。有一次有个犯人脑袋被打碎，身体还朝观众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吓昏过去。甚至还发生过犯人挣脱捆绑，在杀场上亡命奔跑的事。此后，最后一幕毙人就改在无法奔逃的山沟里进行。
连我也险些在这个广场送了一条命。初中要毕业那一年，开公审大会，审判“文革”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都是年纪轻轻的人，罪名是“打砸抢分子”。在派系武斗时枪炮打死人，血债要用血来还。开公审大会时，学生由老师带来受教育。起码有万人挤在这个叫广场的地方，连墙上也坐满了人。那天阳光普照，陡然响起炸雷，闪电交错，几秒钟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将执行枪决的时刻。公安人员不让人撤离，大雨淋得每个人像落汤鸡，没人敢动。突然，靠马路那头的墙倾塌，随着墙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场炸了窝，神经绷得紧紧的人，从倒塌的墙、从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扑逃。我害怕得簌簌直抖，躲在一边不敢动。身后的人，尖叫着从这缺口往外拥，互相践踏。会场大喇叭叫大家镇静也没用，警车、救护车乱成一团。
“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眼睛，鬼祟地咬着耳朵。
5
这个石桥广场尚未完全修成时，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那也是个九月，凡为修建广场出过力的单位，才有资格参加在这儿举行的隆重追悼大会，否则，只能参加在本单位自己搞的小型追悼会。这荣誉使所有能参加广场追悼会的单位容光焕发。
石桥广场白花黑纱一片，全地区的警备人员都带枪出动了，森严庄重。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定下的接班人华国锋古怪的山西乡下方言，通过广场四周的扩音喇叭，真是气势磅礴。唏嘘声逐渐变成哭号，我周围的人都湿脸一张，哭最能传染人。我当时十四岁，恐惧抓住我的心，泪水涌上我的眼睛，便止不住了，越哭越厉害。
追悼会后，老师和同学回校的路上，就像查牲口似的查看人的眼睛，是否流过泪？红肿否？表情如何？以此来证明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耿耿。我的眼泪来得快也干得快，眼睛不够红，微微有点肿，但我的面容忧伤，一如平日。平日我的抑郁让人不舒服，这时算是帮了我一次。
6
有一年连日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棚，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溪正巷有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只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串巷地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像那些扒手，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具和垃圾都冲走了，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了。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眉山学过道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
我只看到肉好，分量多，萝卜缨，蒜，葱，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货商店，上一大坡就是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我向往的。只要是图像，即便没色彩和音乐，我都不在乎。看一场电影，即使是放映纪录片：祖国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长接见外宾、飞机撒农药，我都想看。都是父亲开恩，私下给我五分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才能一饱图像的眼福。我自己选择看一部片子，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念头使我激动。电影院黑乎乎的墙壁，假如那是一面玻璃，我会看见一个梳着两条细细辫子、头发不多、脸无光彩、身体瘦弱的少女。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之间作痛苦的思想斗争。
结论还是买吃的。我看着自己走下坡，穿过马路，走向那家馆子门口的柜台。那儿已有十来人在排队，等着新出笼的肉包。
有块小黑板写着包子、饺子、烧饼、小面、馒头、三角糕和豆浆的名称，标明每一样需多少钱和粮票，字迹歪歪倒倒，深浅不一。我身上只有五角钱，但我仍站在队列里。带菜肉馅的包子，松软，面皮显白还薄，牢牢抓住我的心。里面四张桌子，皆长木凳，挤挤地坐满人，有的人喝豆浆，有的人喝饺子汤，浓浓的乳白色，上面飘了星星点点的葱花。
轮到我了。卖筹子的青年人剃了个小平头，不耐烦地等着我说话。
我把手里的五角钱怯生生递过去，“两个肉包。”
果然，他问：“粮票呢？”
“我忘了，”我着急地解释，“反正两角钱一个，两个四角，剩一角抵二两粮票，行不行？”我想我一定从脸颊红到脖子胸口了。我从未自己买过点心，没想到要粮票，况且粮票可当钱用，家里不会给我。
卖筹子的青年人朝储藏室叫了一声，随即从里走出一个脸上打满褶的女人，系着白袖套白围裙，粘了些面粉酱油。她问了情况，说行。到蒸笼前，亲自用大夹子将两个肉包放在盘子里。
“我不在这儿吃，我要带走。”我说。
她在橱窗边搁着的一沓发黄的纸片上，取了一张，放上两个包子，搁下夹子，又取了两张纸垫着，叮嘱道：“好生拿哟，烫得很！”
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包，闻着扑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这是我的生日，我在庆祝。
我没从来的那条路回家，而是顺水馆子前的小街走，这条路坡坎多，但近一点。肚子开始咕咕叫，在下命令：趁热赶快将肉包子吃了。可我还是咽下了口水，想带回家去，与父母一同庆祝他们生下我。我一口气跑上粮店旁的石阶顶，一坡几十步的石阶看起来不陡，但一气上到顶，就喘不过气。
坡顶正好是三岔路口，一个老鹰茶摊紧挨着棵苦楝树，树桩连着块生得奇形怪状的石头。我刚走近，就感到背脊一阵发麻，迅即转身：一个穿得还算规矩的男人，站在一户配钥匙低矮的屋檐下，他并没看我，在跟配钥匙老头说话。
一个正在等配钥匙的人？我的心就放下不少。回过身，即刻又感到自己被盯住了，我的头控制不住地轰轰乱响，我惊慌，说不出的惊慌，一个包子从手里滑掉。
我急忙蹲下，一个包子还在纸上，掉在地上的那个，滚在老鹰茶摊下的一片满是灰的树叶上。我拾了起来，包子沾了灰，我吹了吹，灰沾在包子上，一动不动，我只得心痛地用手轻轻揭下弄脏一处的皮。
我站起来时，那男人已不在。这人很可能就是以前那个跟踪我的人？今天他跟着我说不定已不止这一刻。今天是星期日，不上学。以前总是在上学放学期间我被盯梢，这次此人却打破了以往的习惯。
是不是我刚才上坡上得太急，气喘，眼花了？
绝不是的，我清楚自己的感觉。肯定还是那个男人，为什么他隐秘地跟了我十多年，今天突然冒出来——几乎径直走了出来？
这个地区强奸犯罪率较高。山坡，江边，角角落落拐拐弯弯的地方多，每次判刑大张旗鼓宣传，犯罪细节详细描写，大都拖到防空洞先奸后杀，尸体腐烂无人能辨认，或是奸污后推入江里，使每个女孩子对男人充满恐惧。我记起初中时一个女同学的父亲被抓走的情景，她和她的妹妹们哭啼啼跟过几条街。
“没有堂客，又没妓院！叫我啷个办？”那个丧妻的男装卸工吼叫着，像头咆哮的狮子。说是他把邻居的黄花闺女给诱奸了。
我不敢想下去，心里一阵着慌，拔腿奔跑起来，直跑到中学街操场坝。周日放假，学校没了喧哗，操场空旷，没人在打球，连捉蚱蜢扑蝴蝶的小孩也没一个。天空比操场延伸得更远。我放慢脚步，走在杂草中被路人踏出一道清晰的小径上，努力让自己心定下来。
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怀有梦想，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也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眼看着成为一个辛苦地混一生的南岸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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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起来，父亲依然坐在堂屋楼梯边小板凳上抽叶子烟，烟杆是竹子做的，烟叶是便宜货，很呛人。我把头偏向一旁，避开漫散开来的烟。我没见过父亲早晨吃过东西，只是抽一杆烟，他说，他不饿。我小时真以为如此，长大一些才明白，父亲不吃早饭，是在饥饿时期养成的习惯，省着一口饭，让我们这些孩子吃。到粮食算够吃时，他不吃早饭的习惯，却无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亲放下烟杆，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票子，是五角钱。票子中间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迅速地把五角钱的票子塞到我手里。
我一下未反应过来，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地给我钱。
拿着钱，我一步步顺着楼梯上阁楼。白日的光照射下阁楼异常陌生，隔在两张床间的布帘半拉开，四姐和德华都不在了，被单和枕头歪斜，破竹片伸出来。我任书本从膝盖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边。云影一遮住山坡，阁楼里光线马上变得很阴暗。
母亲的声音从楼下屋子传来，她是在和父亲说：又要去江边了，才没隔多久，不知啷个搞的，又一背篓脏衣服？
我盯着手里崭新的五角钱，听着母亲的脚步声朝院门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过来，今天不就是9月21日，我的十八岁生日吗？难怪父亲破天荒地悄悄给我五角钱。
母亲，她应当记得我的生日，可她没有，昨天也没提起，她不像要给我过生日的样子，自个儿朝江边洗衣服去了，连叫上我的想法都没有。
母亲从没给我过生日，那是以前，可这是十八岁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岁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母亲对我是有意绕开？不，她根本就忘得彻彻底底。她记得又能怎么样？只要是我的事，她总不屑于记在心。
我下了楼，有意不和父亲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学街坡顶，经过小学宿舍院子，那儿经常坐着站着几个退了休的教师，抱孙子外孙，看过路人。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说遇到过我大姐。
好像不止一个人。老太太说，我大姐肩上挎了个旅行包，和一个矮个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说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终于盼到大姐回来了。
但往前走了没一段路，我就想，大姐从外地回重庆了，怎么不回家呢？她不喜欢做事瞒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话，她准看错了。
我朝石桥走去，各样各式的人拥挤着。这是个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气又不热，仿佛远近的人都赶集来了。农民挑着蔬菜，还有各式各样可以换钱的东西，早已轧断了区政府规定可摆摊的两条街。吆喝声、论价声和苍蝇嗡嗡声混杂一片。这里人买食品喜欢看到当街杀生，图新鲜，买了放心。一个小贩坐在长条木凳上，正在从竹篓里抓鲜活的青蛙，当脖颈一刀，熟练地一下剥掉皮，掏掉内脏，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围裙一样血迹斑斑，脚下黑黑红红的肠肝肚肺、绿色的蛙皮扔得四处皆是，盆子里有宰剥完毕的青蛙，横竖堆压着相连的大腿小腿，血水依着乱石堆成的街墙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阶，绕开拥挤不堪的路段。但人还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牵着小孩，有说有笑，亲亲热热。邮局、电影院、茶馆，没有一个地方人少。
买个什么样东西，给自己过生日？我继续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觉经过照相馆。五角钱在我和父亲眼里值个数，但照个最低价的单人标准相都不够，橱窗里已经换掉举着毛主席语录戴着毛主席像章男女的形象，挂出了烫头发穿裙子摆出姿态的女人的笑容。对面是药店，旁边是百货商店，我几步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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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接上了顶楼，站在那儿可望得很远：长江对岸，江北青草坝，江北造船厂及古塔；往东能看到石桥广场。石桥广场在我的视线下，并不像走进去那么庞大，它一边靠菜市场，一边是小块相间的农田，另外两边是肮脏巨大无面目的建筑物：铁器加工厂、关押政治犯和长刑期重犯的省二监狱。
石桥广场原先只是一个较宽敞的空地，本地人乱堆垃圾、废砖，就无法种菜了。
我还在读初二初三时，每周得停课两天，义务劳动，从江边挑沙子来填平大大小小的烂坑，扩展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广场。所有的小学中学生都得跟当地的成年人一样劳动，下有定额，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完成规定的数额。
石桥广场最光彩的时刻，是开本地区的公审大会，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旗帜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公审会后，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着犯人上卡车。犯人一律剃光头，五花大绑，脑袋被按下，脖颈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写着“杀人犯”、“强奸犯”、“反革命犯”、“贪污犯”、“抢劫犯”，还有我不明白的“鸡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划着大红×。卡车在南岸地区主要街道缓慢行驶，游街示众。没几年前，枪毙人就在广场土坎上执行，示众效果好，但场面喧闹激动，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差错，打不中要害处，犯人乱嚷乱吼有辱伟大领袖伟大的党。有一次有个犯人脑袋被打碎，身体还朝观众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吓昏过去。甚至还发生过犯人挣脱捆绑，在杀场上亡命奔跑的事。此后，最后一幕毙人就改在无法奔逃的山沟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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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眼睛，鬼祟地咬着耳朵。
5
这个石桥广场尚未完全修成时，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那也是个九月，凡为修建广场出过力的单位，才有资格参加在这儿举行的隆重追悼大会，否则，只能参加在本单位自己搞的小型追悼会。这荣誉使所有能参加广场追悼会的单位容光焕发。
石桥广场白花黑纱一片，全地区的警备人员都带枪出动了，森严庄重。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定下的接班人华国锋古怪的山西乡下方言，通过广场四周的扩音喇叭，真是气势磅礴。唏嘘声逐渐变成哭号，我周围的人都湿脸一张，哭最能传染人。我当时十四岁，恐惧抓住我的心，泪水涌上我的眼睛，便止不住了，越哭越厉害。
追悼会后，老师和同学回校的路上，就像查牲口似的查看人的眼睛，是否流过泪？红肿否？表情如何？以此来证明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耿耿。我的眼泪来得快也干得快，眼睛不够红，微微有点肿，但我的面容忧伤，一如平日。平日我的抑郁让人不舒服，这时算是帮了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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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连日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棚，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溪正巷有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只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串巷地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像那些扒手，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具和垃圾都冲走了，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了。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眉山学过道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
我只看到肉好，分量多，萝卜缨，蒜，葱，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货商店，上一大坡就是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我向往的。只要是图像，即便没色彩和音乐，我都不在乎。看一场电影，即使是放映纪录片：祖国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长接见外宾、飞机撒农药，我都想看。都是父亲开恩，私下给我五分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才能一饱图像的眼福。我自己选择看一部片子，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念头使我激动。电影院黑乎乎的墙壁，假如那是一面玻璃，我会看见一个梳着两条细细辫子、头发不多、脸无光彩、身体瘦弱的少女。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之间作痛苦的思想斗争。
结论还是买吃的。我看着自己走下坡，穿过马路，走向那家馆子门口的柜台。那儿已有十来人在排队，等着新出笼的肉包。
有块小黑板写着包子、饺子、烧饼、小面、馒头、三角糕和豆浆的名称，标明每一样需多少钱和粮票，字迹歪歪倒倒，深浅不一。我身上只有五角钱，但我仍站在队列里。带菜肉馅的包子，松软，面皮显白还薄，牢牢抓住我的心。里面四张桌子，皆长木凳，挤挤地坐满人，有的人喝豆浆，有的人喝饺子汤，浓浓的乳白色，上面飘了星星点点的葱花。
轮到我了。卖筹子的青年人剃了个小平头，不耐烦地等着我说话。
我把手里的五角钱怯生生递过去，“两个肉包。”
果然，他问：“粮票呢？”
“我忘了，”我着急地解释，“反正两角钱一个，两个四角，剩一角抵二两粮票，行不行？”我想我一定从脸颊红到脖子胸口了。我从未自己买过点心，没想到要粮票，况且粮票可当钱用，家里不会给我。
卖筹子的青年人朝储藏室叫了一声，随即从里走出一个脸上打满褶的女人，系着白袖套白围裙，粘了些面粉酱油。她问了情况，说行。到蒸笼前，亲自用大夹子将两个肉包放在盘子里。
“我不在这儿吃，我要带走。”我说。
她在橱窗边搁着的一沓发黄的纸片上，取了一张，放上两个包子，搁下夹子，又取了两张纸垫着，叮嘱道：“好生拿哟，烫得很！”
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包，闻着扑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这是我的生日，我在庆祝。
我没从来的那条路回家，而是顺水馆子前的小街走，这条路坡坎多，但近一点。肚子开始咕咕叫，在下命令：趁热赶快将肉包子吃了。可我还是咽下了口水，想带回家去，与父母一同庆祝他们生下我。我一口气跑上粮店旁的石阶顶，一坡几十步的石阶看起来不陡，但一气上到顶，就喘不过气。
坡顶正好是三岔路口，一个老鹰茶摊紧挨着棵苦楝树，树桩连着块生得奇形怪状的石头。我刚走近，就感到背脊一阵发麻，迅即转身：一个穿得还算规矩的男人，站在一户配钥匙低矮的屋檐下，他并没看我，在跟配钥匙老头说话。
一个正在等配钥匙的人？我的心就放下不少。回过身，即刻又感到自己被盯住了，我的头控制不住地轰轰乱响，我惊慌，说不出的惊慌，一个包子从手里滑掉。
我急忙蹲下，一个包子还在纸上，掉在地上的那个，滚在老鹰茶摊下的一片满是灰的树叶上。我拾了起来，包子沾了灰，我吹了吹，灰沾在包子上，一动不动，我只得心痛地用手轻轻揭下弄脏一处的皮。
我站起来时，那男人已不在。这人很可能就是以前那个跟踪我的人？今天他跟着我说不定已不止这一刻。今天是星期日，不上学。以前总是在上学放学期间我被盯梢，这次此人却打破了以往的习惯。
是不是我刚才上坡上得太急，气喘，眼花了？
绝不是的，我清楚自己的感觉。肯定还是那个男人，为什么他隐秘地跟了我十多年，今天突然冒出来——几乎径直走了出来？
这个地区强奸犯罪率较高。山坡，江边，角角落落拐拐弯弯的地方多，每次判刑大张旗鼓宣传，犯罪细节详细描写，大都拖到防空洞先奸后杀，尸体腐烂无人能辨认，或是奸污后推入江里，使每个女孩子对男人充满恐惧。我记起初中时一个女同学的父亲被抓走的情景，她和她的妹妹们哭啼啼跟过几条街。
“没有堂客，又没妓院！叫我啷个办？”那个丧妻的男装卸工吼叫着，像头咆哮的狮子。说是他把邻居的黄花闺女给诱奸了。
我不敢想下去，心里一阵着慌，拔腿奔跑起来，直跑到中学街操场坝。周日放假，学校没了喧哗，操场空旷，没人在打球，连捉蚱蜢扑蝴蝶的小孩也没一个。天空比操场延伸得更远。我放慢脚步，走在杂草中被路人踏出一道清晰的小径上，努力让自己心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