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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章 面面相觑
李春福是个谨慎的人。经过各方面、各渠道的了解，新疆兵力不多，最能打的当属范山河的部队，但由于杨增新扣发奖金（由于范部和国防军关系良好，其实是杨增新生怕控制不住）并不会与自己为敌。其余驻新人马，由于拖欠军饷，对杨也早有怨气，大军入新，交战不是不可能，但战况必然不会太激烈。想想自己再不济，凭手下骑1师近万虎狼之师，拿下新疆还是小菜一碟。何况还有驻甘肃的夏海强协助，李春福更是信心十足，他要做的，就是漂漂亮亮地拿下新疆，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
再问邓宝珊得知，新疆地域虽大，但中心城市并不多，有全省战略意义的城市只有三座。第一是哈密，哈密是进疆门户，握有哈密，就掌握了全新疆的钥匙，进可攻，退可守；第二是迪化，此城是新疆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全局意义；第三是伊犁，伊犁地处新疆边陲，对于边疆巩固有重要意义，由于俄国在东北吃亏，难保他们不会在新疆生事，只要伊犁不失，边疆还是稳如泰山。由此，李春福制定的计划是，迅速出兵占领哈密并留兵护卫，然后入迪化城，一鼓作气拿下杨增新，等局面稍事安定，伊犁传檄可下……
中、俄第三阶段的谈判依然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各种难过的坎一一被克服。每当谈判处在近乎崩溃的边缘，各方就联合努力（列强向中、俄两家都施加了足够的压力），每当达成共识，各方就积极推进，因此虽然每每剑拔弩张，但真正破裂的机会却没有。理由很简单，破裂所造成的后果是谁也承受不起的。俄国不能冒失去英法财政援助的风险。北疆也无力再进行大规模地战事。
中方一个首要要求是俄国撤退中东路驻军，这个要求可谓合情合理，俄国在中东路驻军并没有法理依据，日俄战争结束时签署的《朴次茅斯条约》中虽然规定了护路队字样，但这一条款并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甚至也违背了《旅大租地条约》中俄国不得侵犯中国主权的规定。《朴资茅斯条约》签订时，清政府正处以风雨飘摇的危机前沿，无力也无法提出抗议。但目前的态势大大不同于清末。国防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权利主张。
俄国代表很狡猾，他不愿从法理上辩驳（本来就没有依据，如何辩驳？），而是反复强调，中东铁路之于俄国地重要性，以及三十里界址需要治安维护为由，要求继续驻军。并要得到中国的法理授权。企图将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再度夺回来。
对于这样无礼的要求，唐绍仪严词予以了拒绝，并表示绝不认可俄方提议。俄国代表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日、俄双方都在铁路沿线驻有护路队，既然中国主张为非法权利，应日、俄两家一体撤退而不能只要求俄国撤退”，声称“倘若日方愿意撤退。俄国也将无条件撤退”。这个提议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包含了歹毒的用意，希望能将日本也拉进来，建立攻守同盟来破坏中方的主张。
调解时候，日方代表也在场，一听此言立即就表示了抗议。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是希望俄国撤退而保留本国驻军，为他一家独霸东北创造条件。唐绍仪深知其中厉害。知道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迫使日、俄两家同时撤退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硬要坚持，只能是破坏谈判而这更中俄国地下怀。
陆征祥不愧是职业外交官，轻轻一句：“此建议与本次谈判无关，待中俄达成协议后，将来我方可与日本方面再次谈判，谈判情况如何，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将由双方协商解决。”
“那我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治安如何保障？”俄国代表黔驴技穷。只能一再拿出这个问题抵挡。
克服这个问题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好在临走前。秦时竹给了唐绍仪锦囊妙计：“由我方派出铁路巡警，接替护路队维持治安。”
一听这个建议，俄国代表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铁路沿线，俄国侨民、商铺甚多，中国警察不通言语，如何能有效保护治安？”
“这个就不必担心了，我们可以聘用贵国警官作为此巡警队地顾问。”唐绍仪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计划书，“我方准备在中东铁路附近一共设立48支巡逻分队，全部由警察组成，视路段情况、人口密度和地理情况，每支巡逻队从50到200人不等。我方提议，可以每50人聘请贵国警官一名，翻译一名，作为协调手段。一方面可以解决言语不通、风俗不熟的情况，另一方面顾问也能对巡警队加以有效训练。我们允诺，所有被聘请的贵国警官地薪水将由我方支付。”
俄国代表眼珠子一转，这是个好主意，既能避免和中国人顶牛，又能通过顾问权利保持对巡警队的实际影响，说白了，还可以牢牢掌控住中东铁路，但他没有急于答应，只是说：“关于这个新提议，我本人无法立即答复，需要请示外交部……”
中、俄谈判再度休息，但此次休息却预示着距离解决问题的方案又近了一步。
等到“战时内阁”成立，赵秉钧便辞去了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此时“病”也好了）以避避风头，冯国璋则从地方大员的位置卸任，重新进入军事层。宋案发生后，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还假惺惺的表示，当时宋来北京，就一直住在他家里，宋死后所欠下的5000元债务，也是自己帮助还清的。企图为自己解脱嫌疑。
袁世凯看到报纸后，怀恨在心，对儿子袁克定说：“看来赵秉钧胆怯了，其实他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袁、赵之间裂缝开始产生。
没过几天，赵秉钧便得知了应桂馨从狱中保释出来死亡地消息。他大惊失色，知道是袁世凯所为，便给袁世凯打电话，埋怨不该卸磨杀驴。并说：“... -->>
第187章 面面相觑
李春福是个谨慎的人。经过各方面、各渠道的了解，新疆兵力不多，最能打的当属范山河的部队，但由于杨增新扣发奖金（由于范部和国防军关系良好，其实是杨增新生怕控制不住）并不会与自己为敌。其余驻新人马，由于拖欠军饷，对杨也早有怨气，大军入新，交战不是不可能，但战况必然不会太激烈。想想自己再不济，凭手下骑1师近万虎狼之师，拿下新疆还是小菜一碟。何况还有驻甘肃的夏海强协助，李春福更是信心十足，他要做的，就是漂漂亮亮地拿下新疆，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
再问邓宝珊得知，新疆地域虽大，但中心城市并不多，有全省战略意义的城市只有三座。第一是哈密，哈密是进疆门户，握有哈密，就掌握了全新疆的钥匙，进可攻，退可守；第二是迪化，此城是新疆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全局意义；第三是伊犁，伊犁地处新疆边陲，对于边疆巩固有重要意义，由于俄国在东北吃亏，难保他们不会在新疆生事，只要伊犁不失，边疆还是稳如泰山。由此，李春福制定的计划是，迅速出兵占领哈密并留兵护卫，然后入迪化城，一鼓作气拿下杨增新，等局面稍事安定，伊犁传檄可下……
中、俄第三阶段的谈判依然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各种难过的坎一一被克服。每当谈判处在近乎崩溃的边缘，各方就联合努力（列强向中、俄两家都施加了足够的压力），每当达成共识，各方就积极推进，因此虽然每每剑拔弩张，但真正破裂的机会却没有。理由很简单，破裂所造成的后果是谁也承受不起的。俄国不能冒失去英法财政援助的风险。北疆也无力再进行大规模地战事。
中方一个首要要求是俄国撤退中东路驻军，这个要求可谓合情合理，俄国在中东路驻军并没有法理依据，日俄战争结束时签署的《朴次茅斯条约》中虽然规定了护路队字样，但这一条款并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甚至也违背了《旅大租地条约》中俄国不得侵犯中国主权的规定。《朴资茅斯条约》签订时，清政府正处以风雨飘摇的危机前沿，无力也无法提出抗议。但目前的态势大大不同于清末。国防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权利主张。
俄国代表很狡猾，他不愿从法理上辩驳（本来就没有依据，如何辩驳？），而是反复强调，中东铁路之于俄国地重要性，以及三十里界址需要治安维护为由，要求继续驻军。并要得到中国的法理授权。企图将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再度夺回来。
对于这样无礼的要求，唐绍仪严词予以了拒绝，并表示绝不认可俄方提议。俄国代表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日、俄双方都在铁路沿线驻有护路队，既然中国主张为非法权利，应日、俄两家一体撤退而不能只要求俄国撤退”，声称“倘若日方愿意撤退。俄国也将无条件撤退”。这个提议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包含了歹毒的用意，希望能将日本也拉进来，建立攻守同盟来破坏中方的主张。
调解时候，日方代表也在场，一听此言立即就表示了抗议。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是希望俄国撤退而保留本国驻军，为他一家独霸东北创造条件。唐绍仪深知其中厉害。知道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迫使日、俄两家同时撤退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硬要坚持，只能是破坏谈判而这更中俄国地下怀。
陆征祥不愧是职业外交官，轻轻一句：“此建议与本次谈判无关，待中俄达成协议后，将来我方可与日本方面再次谈判，谈判情况如何，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将由双方协商解决。”
“那我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治安如何保障？”俄国代表黔驴技穷。只能一再拿出这个问题抵挡。
克服这个问题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好在临走前。秦时竹给了唐绍仪锦囊妙计：“由我方派出铁路巡警，接替护路队维持治安。”
一听这个建议，俄国代表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铁路沿线，俄国侨民、商铺甚多，中国警察不通言语，如何能有效保护治安？”
“这个就不必担心了，我们可以聘用贵国警官作为此巡警队地顾问。”唐绍仪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计划书，“我方准备在中东铁路附近一共设立48支巡逻分队，全部由警察组成，视路段情况、人口密度和地理情况，每支巡逻队从50到200人不等。我方提议，可以每50人聘请贵国警官一名，翻译一名，作为协调手段。一方面可以解决言语不通、风俗不熟的情况，另一方面顾问也能对巡警队加以有效训练。我们允诺，所有被聘请的贵国警官地薪水将由我方支付。”
俄国代表眼珠子一转，这是个好主意，既能避免和中国人顶牛，又能通过顾问权利保持对巡警队的实际影响，说白了，还可以牢牢掌控住中东铁路，但他没有急于答应，只是说：“关于这个新提议，我本人无法立即答复，需要请示外交部……”
中、俄谈判再度休息，但此次休息却预示着距离解决问题的方案又近了一步。
等到“战时内阁”成立，赵秉钧便辞去了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此时“病”也好了）以避避风头，冯国璋则从地方大员的位置卸任，重新进入军事层。宋案发生后，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还假惺惺的表示，当时宋来北京，就一直住在他家里，宋死后所欠下的5000元债务，也是自己帮助还清的。企图为自己解脱嫌疑。
袁世凯看到报纸后，怀恨在心，对儿子袁克定说：“看来赵秉钧胆怯了，其实他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袁、赵之间裂缝开始产生。
没过几天，赵秉钧便得知了应桂馨从狱中保释出来死亡地消息。他大惊失色，知道是袁世凯所为，便给袁世凯打电话，埋怨不该卸磨杀驴。并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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