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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多的，倒是揭竿而起的农民军。
但是，中国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阶级，不通过思想教育让农民当兵，就无法建设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军队。中国农民纯朴的天性，吃苦耐劳的品质，易于服从和管理的作风，无不是一支优秀军队所需要的。这也是后世*和国民党胜败立分的关键所在，强征入伍、强拉民夫的国民党只是收获了一堆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士兵，而*通过诉苦教育，土地改革让农民从心底拥护，虽然因为农民易于管理的品质使得这些问题不容易显现。等到了要紧关头，农民的本性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
如果没有这批稳定的兵员，逐鹿行动就是一场空。当然，在这场民族主义战争的洪流中，爱国学生会比农民有更高的觉悟，工人阶层比农民有更好的组织性、纪律性，但前者是不可多得的技术兵种储备，后者则直接关系到整个行动的装备保障，不能轻易用来取代农民阶层的角色。固然，人和人都是平等且有尊严的，但作为最高统帅，只能从最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牺牲哪一部分也是其中的取舍之一。
何峰早就做好了规划，逐鹿行动当中要有大批量、有文化素养的学生担任包括炮兵、装甲兵、通信兵、航空兵、测绘兵等在内的专业队伍，而工人阶级，会通过北方实业这个蓄水池逐步发挥作用。这个蓄水池在前面的战争中已经应用过一次了，即，三大军工集团从北方实业征调最优秀的技工，北方实业从全国其他产业征调最出色的技工，通过层层抽水，将中国工人的精华全部输入到国防第一线；战后，不必要维持高产量的军工集团部分投产新装备，部分将人员分流回北方实业，而北方实业必将进行更猛烈的产业扩张。
这个巨无霸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垄断企业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以至于连克虏伯、莱茵钢铁、西门子等等企业加在一起才堪堪与之匹敌，其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种体制，不必说，将来肯定是弊大于利的，但至少在现在，在现阶段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战的中国，是有其独特优越性的。等于是在中央集权未完成彻底改造的前提下，通过经济战线拥有对地方的额外掌控。这不仅挽救了太平天国已降呈现堕落趋势的中央威权，更在经济上造就了全国混一的大市场格局，有利于进一步开放与发展。
比如，在上海这样一个敏感地区，对付不听话的资本家和某些野心家，用军事不行，用政治无果，用经济就轻而易举——北方实业瞬间就可以掐掉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航运、金融等等供应，让你不得不低下头来服从。
所以，按照这个道理，铁路建设作为国策建设固然重要，也要服从逐鹿行动的整体安排……
但是，更多层面的原因是不能解释的，解释得太多，不但会将逐鹿行动的情况透露的太多，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战略麻烦——英法可不会同意中国一方面出售武器给俄国，另一方面又在打俄国的主意。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用别的缘由加以掩饰。
固然，大的战略行动是无法掩饰的，但可以加以伪装，毕竟，兴修这几条铁路是既定国策，也写入了总统国情咨文，因此，秦时竹略加思考之后便道。
“两位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也毋庸讳言，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秦时竹决定给内阁上一次课，“建设是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是政府资源掌控和动员能力，这决定着我们的成败。”
“从古至今，中国的行政统治，一般只抵达到县一级，县级以下，都是依托乡绅和家族展开，表面上看，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精干的官僚体制，但在实际上，动员能力是非常不足的。因为县级并不掌握紧急事态下真正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远的的不说，但说长毛初起之时，地方应对失措，最后只能通过团练来应付。”
清廷对太平天国的应对，是中国传统政权统治的典型——庞大的统治金字塔，将行政力量集中在了县甚至县级以上，到处都是官僚，但真正干事的很少。一个决策，从中央制定之后，要经过省、道、府、厅一系列叠床架屋的机构传递，然后才能到县级，所有的事情都落实到了县级，但县级本身却缺乏足够的行政运作机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论是政、军、财、法、学，到了县里，就是县太爷一个人对付，使得他必须依靠当地氏族和名望之人辅助。运作顺畅之时，相得益彰，政府保持了高效运作的效率，当地获得了行政资源，但大多数时候运作是不顺畅的，当地的名望志士的目光和利益只局限于家乡，对于家乡以外的变故，极少愿意投入资源，这就恰恰印证了在农民起义风暴中，各地不是将力量结合起来予以弹压，反而试图巩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结果被农民起义的浪潮给个个击破。
因此，在秦时竹的执政理念中，一直对政府动员能力有偏执狂一般的热衷，他一方面大力削减省、县之间的重叠机构，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县级行政力量，甚至已经进行试点，在诸如辽阳这样的现代城市将行政推进到乡镇一级。只有从上到下的层层动员并进行资源整合，才能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也可以避免甲午时期那样的极端恶劣情况——同样是国家海军组成部分，北洋水师被集中使用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而南洋水师还在一旁看风景。
每一个铁路建设员工，每一个国防军的将士，都是动员体制下的螺丝钉，只有越来越多人见识过场面，经历过动员，才能在紧急状态下成为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
得最多的，倒是揭竿而起的农民军。
但是，中国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阶级，不通过思想教育让农民当兵，就无法建设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军队。中国农民纯朴的天性，吃苦耐劳的品质，易于服从和管理的作风，无不是一支优秀军队所需要的。这也是后世*和国民党胜败立分的关键所在，强征入伍、强拉民夫的国民党只是收获了一堆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士兵，而*通过诉苦教育，土地改革让农民从心底拥护，虽然因为农民易于管理的品质使得这些问题不容易显现。等到了要紧关头，农民的本性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
如果没有这批稳定的兵员，逐鹿行动就是一场空。当然，在这场民族主义战争的洪流中，爱国学生会比农民有更高的觉悟，工人阶层比农民有更好的组织性、纪律性，但前者是不可多得的技术兵种储备，后者则直接关系到整个行动的装备保障，不能轻易用来取代农民阶层的角色。固然，人和人都是平等且有尊严的，但作为最高统帅，只能从最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牺牲哪一部分也是其中的取舍之一。
何峰早就做好了规划，逐鹿行动当中要有大批量、有文化素养的学生担任包括炮兵、装甲兵、通信兵、航空兵、测绘兵等在内的专业队伍，而工人阶级，会通过北方实业这个蓄水池逐步发挥作用。这个蓄水池在前面的战争中已经应用过一次了，即，三大军工集团从北方实业征调最优秀的技工，北方实业从全国其他产业征调最出色的技工，通过层层抽水，将中国工人的精华全部输入到国防第一线；战后，不必要维持高产量的军工集团部分投产新装备，部分将人员分流回北方实业，而北方实业必将进行更猛烈的产业扩张。
这个巨无霸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垄断企业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以至于连克虏伯、莱茵钢铁、西门子等等企业加在一起才堪堪与之匹敌，其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种体制，不必说，将来肯定是弊大于利的，但至少在现在，在现阶段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战的中国，是有其独特优越性的。等于是在中央集权未完成彻底改造的前提下，通过经济战线拥有对地方的额外掌控。这不仅挽救了太平天国已降呈现堕落趋势的中央威权，更在经济上造就了全国混一的大市场格局，有利于进一步开放与发展。
比如，在上海这样一个敏感地区，对付不听话的资本家和某些野心家，用军事不行，用政治无果，用经济就轻而易举——北方实业瞬间就可以掐掉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航运、金融等等供应，让你不得不低下头来服从。
所以，按照这个道理，铁路建设作为国策建设固然重要，也要服从逐鹿行动的整体安排……
但是，更多层面的原因是不能解释的，解释得太多，不但会将逐鹿行动的情况透露的太多，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战略麻烦——英法可不会同意中国一方面出售武器给俄国，另一方面又在打俄国的主意。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用别的缘由加以掩饰。
固然，大的战略行动是无法掩饰的，但可以加以伪装，毕竟，兴修这几条铁路是既定国策，也写入了总统国情咨文，因此，秦时竹略加思考之后便道。
“两位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也毋庸讳言，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秦时竹决定给内阁上一次课，“建设是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是政府资源掌控和动员能力，这决定着我们的成败。”
“从古至今，中国的行政统治，一般只抵达到县一级，县级以下，都是依托乡绅和家族展开，表面上看，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精干的官僚体制，但在实际上，动员能力是非常不足的。因为县级并不掌握紧急事态下真正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远的的不说，但说长毛初起之时，地方应对失措，最后只能通过团练来应付。”
清廷对太平天国的应对，是中国传统政权统治的典型——庞大的统治金字塔，将行政力量集中在了县甚至县级以上，到处都是官僚，但真正干事的很少。一个决策，从中央制定之后，要经过省、道、府、厅一系列叠床架屋的机构传递，然后才能到县级，所有的事情都落实到了县级，但县级本身却缺乏足够的行政运作机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论是政、军、财、法、学，到了县里，就是县太爷一个人对付，使得他必须依靠当地氏族和名望之人辅助。运作顺畅之时，相得益彰，政府保持了高效运作的效率，当地获得了行政资源，但大多数时候运作是不顺畅的，当地的名望志士的目光和利益只局限于家乡，对于家乡以外的变故，极少愿意投入资源，这就恰恰印证了在农民起义风暴中，各地不是将力量结合起来予以弹压，反而试图巩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结果被农民起义的浪潮给个个击破。
因此，在秦时竹的执政理念中，一直对政府动员能力有偏执狂一般的热衷，他一方面大力削减省、县之间的重叠机构，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县级行政力量，甚至已经进行试点，在诸如辽阳这样的现代城市将行政推进到乡镇一级。只有从上到下的层层动员并进行资源整合，才能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也可以避免甲午时期那样的极端恶劣情况——同样是国家海军组成部分，北洋水师被集中使用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而南洋水师还在一旁看风景。
每一个铁路建设员工，每一个国防军的将士，都是动员体制下的螺丝钉，只有越来越多人见识过场面，经历过动员，才能在紧急状态下成为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