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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婆罗米文书写的久已失传语言的文件。
1907年10月,伯希和的队伍抵达了乌市,在这里,他第一次听说了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并且获得了一卷藏经洞写本。
在看到这卷写本之后,伯希和当即意识到,这是八世纪的珍贵文物。他立刻取消了从乌市向西北方向前进的原订计划,立即赶赴敦煌。
在斯坦因离开敦煌大半年之后,1908年2月,伯希和的队伍抵达了敦煌莫高窟。
来到莫高窟后,伯希和一边开始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一边和王道士进行交涉,他一口流利的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
“道长,我是个汉学家,需要对藏经洞的经卷和文献进行一下梳理。”
伯希和面对着王道士侃侃而谈,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脸诚恳地说道,“这样的石窟,是保护不了这些经卷、文献的,要么重建,要么换一个地方,让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去保管它们。”
王道士自从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之后,心里面一直都希望官府能够出面来保管藏经洞里面的这些经卷、写本,然而除了一个汪县令曾经来到藏经洞和自己一起检点、封存了里面的经卷、写本之外,再没有引起任何官员的重视,这让他感到很失望。
可藏经洞是他发现的,他又做不到撒手不管,如今听到这洋人说,石窟破败,无法好好保存这些经卷、写本之后,心里面就起了要重建莫高窟的想法。
可重建莫高窟,需要大笔的资金,这些钱从哪里来?
由于对伯希和有了好感,王道士在半推半就之下,让伯希和等人进入了藏经洞。
用了三周的时间,伯希和详细整理了藏经洞的经卷、写本和绘画,并从中选出了最有价值的经卷、绘画等文物。
计划重建莫高窟的王道人,最后同意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的价钱把这些文物卖给了伯希和。伯希和从而获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被打包装车。
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走的经卷、写本和绘画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与之相反,通晓包括汉语在内的13国语言的伯希和选出的文物全都是绝品,其中也包括了新发现的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
1909年,伯希和让手下携带大量敦煌遗书运回巴里斯,自己仅带了一小部分辗转来到了京城,并认识了数位京城学者。
这些京城学者看到伯希和手中的这些敦煌遗书,都忍不住啧啧称奇。
当时有一人上前说:“伯君,如此精品,世所罕见。这些宝卷随你回国,再也见不到了,可否将这些经卷拍成照片,赠送给我们一份?”
本就做贼心虚的伯希和连忙答应,他劝京城学术界的这些人,敦煌石室中还有8000余卷遗书,应早日派人前往保护,以免被别人夺走。
得知敦煌文物大量流失,京城学术界大惊失色,立刻上书,要求清廷保护好这些敦煌文物。
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驻金城的陇右总督,让敦煌县县令调查清点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并让陇右布政使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那时候,已经一心想要重修莫高窟的王道士,在官府来人之前,又私藏了若干经卷、写本和绘画。
同年前后,王道士将数十洞窟凿通,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他还修建“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有廷学政撰文并雕刻《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以记其事。
用婆罗米文书写的久已失传语言的文件。
1907年10月,伯希和的队伍抵达了乌市,在这里,他第一次听说了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并且获得了一卷藏经洞写本。
在看到这卷写本之后,伯希和当即意识到,这是八世纪的珍贵文物。他立刻取消了从乌市向西北方向前进的原订计划,立即赶赴敦煌。
在斯坦因离开敦煌大半年之后,1908年2月,伯希和的队伍抵达了敦煌莫高窟。
来到莫高窟后,伯希和一边开始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一边和王道士进行交涉,他一口流利的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
“道长,我是个汉学家,需要对藏经洞的经卷和文献进行一下梳理。”
伯希和面对着王道士侃侃而谈,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脸诚恳地说道,“这样的石窟,是保护不了这些经卷、文献的,要么重建,要么换一个地方,让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去保管它们。”
王道士自从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之后,心里面一直都希望官府能够出面来保管藏经洞里面的这些经卷、写本,然而除了一个汪县令曾经来到藏经洞和自己一起检点、封存了里面的经卷、写本之外,再没有引起任何官员的重视,这让他感到很失望。
可藏经洞是他发现的,他又做不到撒手不管,如今听到这洋人说,石窟破败,无法好好保存这些经卷、写本之后,心里面就起了要重建莫高窟的想法。
可重建莫高窟,需要大笔的资金,这些钱从哪里来?
由于对伯希和有了好感,王道士在半推半就之下,让伯希和等人进入了藏经洞。
用了三周的时间,伯希和详细整理了藏经洞的经卷、写本和绘画,并从中选出了最有价值的经卷、绘画等文物。
计划重建莫高窟的王道人,最后同意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的价钱把这些文物卖给了伯希和。伯希和从而获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被打包装车。
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走的经卷、写本和绘画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与之相反,通晓包括汉语在内的13国语言的伯希和选出的文物全都是绝品,其中也包括了新发现的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
1909年,伯希和让手下携带大量敦煌遗书运回巴里斯,自己仅带了一小部分辗转来到了京城,并认识了数位京城学者。
这些京城学者看到伯希和手中的这些敦煌遗书,都忍不住啧啧称奇。
当时有一人上前说:“伯君,如此精品,世所罕见。这些宝卷随你回国,再也见不到了,可否将这些经卷拍成照片,赠送给我们一份?”
本就做贼心虚的伯希和连忙答应,他劝京城学术界的这些人,敦煌石室中还有8000余卷遗书,应早日派人前往保护,以免被别人夺走。
得知敦煌文物大量流失,京城学术界大惊失色,立刻上书,要求清廷保护好这些敦煌文物。
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驻金城的陇右总督,让敦煌县县令调查清点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并让陇右布政使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那时候,已经一心想要重修莫高窟的王道士,在官府来人之前,又私藏了若干经卷、写本和绘画。
同年前后,王道士将数十洞窟凿通,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他还修建“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有廷学政撰文并雕刻《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以记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