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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南国已是异常的闷热，热得我本就焦躁的心里更加烦闷。
工作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偶尔下去检查一番工作，有时去省行汇报一下工作。
从省行传来了风声，中行将有大动作，减员势在必行（能否真的增效就没法说了），在一些文件中也已有这方面的迹象。
对这些事情我没怎么在意，毕竟我们是国有企业，我又是个中层骨干，再怎么减也减不到我头上，着急的只是行里那些一般员工了，就如以前的国企搞下岗一样，再怎么搞都是普通工人遭殃，我可没听说过哪家企业领导人主动下岗过。
这天上午到南河区支行检查工作，支行信贷部经理郑浩告诉我他们行长正催他上报一个新项目，希望我能顺便去考查一下。
考虑到支行信贷部这些兄弟们在基层工作的不易，我便答应下来。
南河区支行上报的项目是锦城纺织有限公司，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市棉纺厂，一个曾经让我神往、更让我难忘的地方。
市棉纺厂以前是仅次于烟厂酒厂的利税大户，高峰期据说有四五千多工人，大都是女工，且工资很高。
我刚分配到中行时，由于行里没有年龄相当的女性，而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正是异性饥渴症高发期，周末便常跑到在棉纺厂财务处工作的高中同学那儿去玩，名义上是去看同学，实际上是见棉纺厂漂亮女工很多，有心在那儿采上那么一朵两朵鲜花。
我那同学自然深知我的本意，便让女朋友给我做做红娘。他女朋友倒挺热心，一个月里给我介绍了四次对象，那四个女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每一个都能令我眼冒绿光。
可惜那时候银行还不吃香，我一个大学本科生月工资才八十大元，每到月底就得勒紧皮带过日子，而棉纺厂女工们的工资都有一百多呢，钞票上我就先输一着。再加上我那时长得精瘦，毛重才一百来斤，且色心大色胆小，见了漂亮妹妹就方寸大乱，各种不利因素综合起来，最终没能进入这四大花旦的法眼，四次赏花都流着口水空手而归，令我郁闷了好久，搞得我再也没脸去同学那儿了。
后来刘莹阿琼她们那一批女孩子进了中行，我对刘莹很有好感可又没胆量进攻，只怕就是那四次相亲留下的恐花症所致。
棉纺厂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便一直要死不活的，技术熟练的工人都南下广东，长得漂亮点的女工有的南下，有的就在市区歌厅舞厅坐台。
有一次我去舞厅跳舞，竟意外地碰上我见过的四大花旦之一。那女人脸相变化倒不太大，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不过这时候我魁伟了很多，再也不是以前那瘦猴了，那女人因此没认出我来（当然，也许那次相亲她就没在意过）。闲谈中我得知她找了个同厂工人（当初棉纺厂流行双职工，分房能加分），孩子有了五六岁，可工厂的工资有一个月没一个月的，又没有其他才艺，三十来岁的女人也只好跑到舞厅陪舞。和她跳舞时手稍一用劲搂了搂，那具曾有可能成为我独享之物的柔软身子便顺势倒在我怀里，我试探性地提出让她晚上陪我睡觉，她竟很爽快地答应了（当然后来借故没让她陪睡）。
从那以后四大花旦给我留下的自卑心理便彻底消失了。
前年棉纺厂来了个彻底改制，所有职工一律买断。
据说上面定的买断标准是每年工龄两千二，发到工人手里却变成了一千二，工人们不依了，告了几次没人理，两千多人便去堵国道。国道一堵，事儿就闹大了，公共安全专家和武警出动了数百人光临现场摆出要强制驱赶的架势，go-vern-ment代表那边则好言相劝并许诺一定解决问题，工人们一听问题能解决，便很听话地散了伙。
这边工人们刚散，那边公共安全专家的就已调查清楚几个带头工人的情况，晚上那几个人便被请进了公共安全专家局，好象关了很长时间才出来。领头的被抓了，工人们群龙无首，再也没敢闹了，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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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南国已是异常的闷热，热得我本就焦躁的心里更加烦闷。
工作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偶尔下去检查一番工作，有时去省行汇报一下工作。
从省行传来了风声，中行将有大动作，减员势在必行（能否真的增效就没法说了），在一些文件中也已有这方面的迹象。
对这些事情我没怎么在意，毕竟我们是国有企业，我又是个中层骨干，再怎么减也减不到我头上，着急的只是行里那些一般员工了，就如以前的国企搞下岗一样，再怎么搞都是普通工人遭殃，我可没听说过哪家企业领导人主动下岗过。
这天上午到南河区支行检查工作，支行信贷部经理郑浩告诉我他们行长正催他上报一个新项目，希望我能顺便去考查一下。
考虑到支行信贷部这些兄弟们在基层工作的不易，我便答应下来。
南河区支行上报的项目是锦城纺织有限公司，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市棉纺厂，一个曾经让我神往、更让我难忘的地方。
市棉纺厂以前是仅次于烟厂酒厂的利税大户，高峰期据说有四五千多工人，大都是女工，且工资很高。
我刚分配到中行时，由于行里没有年龄相当的女性，而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正是异性饥渴症高发期，周末便常跑到在棉纺厂财务处工作的高中同学那儿去玩，名义上是去看同学，实际上是见棉纺厂漂亮女工很多，有心在那儿采上那么一朵两朵鲜花。
我那同学自然深知我的本意，便让女朋友给我做做红娘。他女朋友倒挺热心，一个月里给我介绍了四次对象，那四个女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每一个都能令我眼冒绿光。
可惜那时候银行还不吃香，我一个大学本科生月工资才八十大元，每到月底就得勒紧皮带过日子，而棉纺厂女工们的工资都有一百多呢，钞票上我就先输一着。再加上我那时长得精瘦，毛重才一百来斤，且色心大色胆小，见了漂亮妹妹就方寸大乱，各种不利因素综合起来，最终没能进入这四大花旦的法眼，四次赏花都流着口水空手而归，令我郁闷了好久，搞得我再也没脸去同学那儿了。
后来刘莹阿琼她们那一批女孩子进了中行，我对刘莹很有好感可又没胆量进攻，只怕就是那四次相亲留下的恐花症所致。
棉纺厂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便一直要死不活的，技术熟练的工人都南下广东，长得漂亮点的女工有的南下，有的就在市区歌厅舞厅坐台。
有一次我去舞厅跳舞，竟意外地碰上我见过的四大花旦之一。那女人脸相变化倒不太大，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不过这时候我魁伟了很多，再也不是以前那瘦猴了，那女人因此没认出我来（当然，也许那次相亲她就没在意过）。闲谈中我得知她找了个同厂工人（当初棉纺厂流行双职工，分房能加分），孩子有了五六岁，可工厂的工资有一个月没一个月的，又没有其他才艺，三十来岁的女人也只好跑到舞厅陪舞。和她跳舞时手稍一用劲搂了搂，那具曾有可能成为我独享之物的柔软身子便顺势倒在我怀里，我试探性地提出让她晚上陪我睡觉，她竟很爽快地答应了（当然后来借故没让她陪睡）。
从那以后四大花旦给我留下的自卑心理便彻底消失了。
前年棉纺厂来了个彻底改制，所有职工一律买断。
据说上面定的买断标准是每年工龄两千二，发到工人手里却变成了一千二，工人们不依了，告了几次没人理，两千多人便去堵国道。国道一堵，事儿就闹大了，公共安全专家和武警出动了数百人光临现场摆出要强制驱赶的架势，go-vern-ment代表那边则好言相劝并许诺一定解决问题，工人们一听问题能解决，便很听话地散了伙。
这边工人们刚散，那边公共安全专家的就已调查清楚几个带头工人的情况，晚上那几个人便被请进了公共安全专家局，好象关了很长时间才出来。领头的被抓了，工人们群龙无首，再也没敢闹了，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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