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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对北京的记忆是从火车站开始的。
那天，火车刚刚停稳，我就穿着外婆亲手做的簇新的棉袄棉裤，从暖和的车厢门里蹦了下来，直接撞到了妈妈怀里。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翘着两根羊角辫，土里土气而又兴高采烈。可这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却让寒风像小锥子似的一下子刺入我膝盖的骨缝，让我整个小腿在瞬间变成了冰棍。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喜悦的心情。看着哥哥从车上掮下大包小包的行李，我在想，我现在和哥哥姐姐一样，是北京人了。
那一天是1976年1月9日。之所以过了这么多年还能记得如此准确，是因为车上广播说，头一天有个大人物与世长辞了，伟人的事情总是深入人心。
好容易熬到过完春节，学校终于在我的盼望中开学了，爸爸带我到附近的小学去报到。我满心以为自己还会像在老家一样，成为深受“群众爱戴”的小干部、众星捧月的好学生，可后来的事实告诉我，我错了。
首先是感觉到了来自同一个大院的那些陌生的、但肯定会是我的同学和校友的孩子们锐利的目光，耳边还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这是谁呀？”“小白脸他妹妹。”回答的人语气里满带着不屑。于是我知道了哥哥的外号叫“小白脸”可那年头的孩子又有几个没有外号的呢？
然后，我看到自己的着装和大家截然不同。那些北京的孩子们，几乎每人一件蓝棉猴。那棉猴上的小帽子象个装饰品，神气的搭在后背上，脚上都是清一色白塑料底黑灯芯绒的棉鞋。而我呢？身上穿的是外婆做的黑棉裤、黑棉鞋，最打眼的是那件土里土气的绿色小碎花大棉袄，没有穿外套。这是典型的南方穿法。南方的冬天，室内外温差不大，不用象北方那样进门减衣、出门加衣，也就无所谓外套。应该说，这些琐屑小事对我的自信心并没产生什么影响，那是个讲究艰苦朴素的年代，没有人敢当面嘲笑我的衣着，即便，他们可能会在心里偷着笑。
我习惯性的积极举手发言，好学生都是这样卓尔不凡的。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嘛。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最要命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当我用在老家被公认为最标准的普通话发言的时候，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
接下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赛诗会，无论年龄大小，包括一年级的“小蹦豆”每人都要上台朗诵自己的“诗”写得好与不好是水平问题，而上不上台朗诵却是个政治觉悟问题。我理所当然的上台了，我敏感的神经也理所当然的感受到了台下有人压抑着的轻笑。
口号诗写得没有错，错的是我的口音。
（二）
1976年的时候，我们大院的孩子还是很喜欢扎堆群聚的。每天早上，都有那么个时段，整个大院里好听的童音此起彼伏，孩子们各自叫齐了本班的同学一起去上学。很幸运，开学第二天，我的名字也列入了被叫的序列。而且，还有热心的同学让自己的妈妈帮我买来了这学期的教材——北京的孩子都是上学期末已经预订了的。
北京，就这样，以这些孩子的热情、礼貌和大气接纳了我。
上学的路上，他们七嘴八舌的告诉我，我们班的学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人数最多的是某某单位的孩子，因为这学校就是他们单位办的子弟小学，班上这些同学便俨然找到了一种主人翁的感觉，班干部之类的实权大多为那个院的孩子所把持；第二部分是学校附近一个村子里的农民子弟，他们纯朴热情，根红苗正，在班里说话也很硬气；第三部分就是我们院的孩子了。虽然学习都不错，但是因为父母不是记者、编辑，就是外文翻译，都属于臭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更是没法提，不是地主、富农，就是资本家、小业主，好多还有海外关系，说起话来往往底气不足，学工学农劳动时更是班干部监督的重点，稍慢一点就被指为怕苦怕累，有资产阶级作风。另外，班里还有几个京剧团和军艺的孩子，但那都是散兵游勇，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有时候，他们说着说着，因为“政见不同”自己就掐了起来。我只是认真地听着，因为他们说话很快，再夹杂着一些老北京话，稍不留神往往就听不懂，而我怕被人笑话，又不敢多问。
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会叫上我一起玩。但是，北方和南方不仅气候相差甚远，连小孩子玩的游戏都差别多多，北京孩子热衷的玩意我大多都不会。因此，最初的一段日子，我过得极为孤独。
家里也很安静，父母整天早出晚归。
姐姐几年前初中毕业就被分配到京郊一家工厂工作了，只有每个星期六才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再返回去。然而，父母每每说起来，却仍然感到庆幸。因为前几届的学生毕业都去了东北和内蒙的农垦、军垦。姐姐他们这届能留在北京已属十二万分的幸运。
哥哥是我们兄妹三人中天份最高的，而且始终是学校各种文体活动的中坚分子。可在1976年，他却因为人长得帅而被称为“小白脸”最不幸的是，他在参加当时竞争异常激烈的海军征兵体检的头天下午，因为和同学嬉闹，在楼梯上摔碎了两颗门牙，从而也摔碎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p。l。a。man的机会。于是，在用圆规扎烂了一块绘图橡皮后，他服从命运的安排，打起背包到农场插队去了。这一走，只能每个月回来休息4天。
所以，当那年初春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和父母一起去看花圈和诗词的就只有我了。父母的注意力当然不在游玩。而我，除了刚到北京那天，妈妈特意让出租车从广场前绕行，让我在车上看了一眼天安门外，还没有真正踩过广场上的地面呢！我禁不住兴奋异常，啊！天安门广场，祖国的心脏！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按照书上的说法，这个时候，人应该是热血沸腾的。我在人丛里东张西望一番，过足了... -->>
（一）
我对北京的记忆是从火车站开始的。
那天，火车刚刚停稳，我就穿着外婆亲手做的簇新的棉袄棉裤，从暖和的车厢门里蹦了下来，直接撞到了妈妈怀里。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翘着两根羊角辫，土里土气而又兴高采烈。可这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却让寒风像小锥子似的一下子刺入我膝盖的骨缝，让我整个小腿在瞬间变成了冰棍。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喜悦的心情。看着哥哥从车上掮下大包小包的行李，我在想，我现在和哥哥姐姐一样，是北京人了。
那一天是1976年1月9日。之所以过了这么多年还能记得如此准确，是因为车上广播说，头一天有个大人物与世长辞了，伟人的事情总是深入人心。
好容易熬到过完春节，学校终于在我的盼望中开学了，爸爸带我到附近的小学去报到。我满心以为自己还会像在老家一样，成为深受“群众爱戴”的小干部、众星捧月的好学生，可后来的事实告诉我，我错了。
首先是感觉到了来自同一个大院的那些陌生的、但肯定会是我的同学和校友的孩子们锐利的目光，耳边还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这是谁呀？”“小白脸他妹妹。”回答的人语气里满带着不屑。于是我知道了哥哥的外号叫“小白脸”可那年头的孩子又有几个没有外号的呢？
然后，我看到自己的着装和大家截然不同。那些北京的孩子们，几乎每人一件蓝棉猴。那棉猴上的小帽子象个装饰品，神气的搭在后背上，脚上都是清一色白塑料底黑灯芯绒的棉鞋。而我呢？身上穿的是外婆做的黑棉裤、黑棉鞋，最打眼的是那件土里土气的绿色小碎花大棉袄，没有穿外套。这是典型的南方穿法。南方的冬天，室内外温差不大，不用象北方那样进门减衣、出门加衣，也就无所谓外套。应该说，这些琐屑小事对我的自信心并没产生什么影响，那是个讲究艰苦朴素的年代，没有人敢当面嘲笑我的衣着，即便，他们可能会在心里偷着笑。
我习惯性的积极举手发言，好学生都是这样卓尔不凡的。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嘛。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最要命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当我用在老家被公认为最标准的普通话发言的时候，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
接下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赛诗会，无论年龄大小，包括一年级的“小蹦豆”每人都要上台朗诵自己的“诗”写得好与不好是水平问题，而上不上台朗诵却是个政治觉悟问题。我理所当然的上台了，我敏感的神经也理所当然的感受到了台下有人压抑着的轻笑。
口号诗写得没有错，错的是我的口音。
（二）
1976年的时候，我们大院的孩子还是很喜欢扎堆群聚的。每天早上，都有那么个时段，整个大院里好听的童音此起彼伏，孩子们各自叫齐了本班的同学一起去上学。很幸运，开学第二天，我的名字也列入了被叫的序列。而且，还有热心的同学让自己的妈妈帮我买来了这学期的教材——北京的孩子都是上学期末已经预订了的。
北京，就这样，以这些孩子的热情、礼貌和大气接纳了我。
上学的路上，他们七嘴八舌的告诉我，我们班的学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人数最多的是某某单位的孩子，因为这学校就是他们单位办的子弟小学，班上这些同学便俨然找到了一种主人翁的感觉，班干部之类的实权大多为那个院的孩子所把持；第二部分是学校附近一个村子里的农民子弟，他们纯朴热情，根红苗正，在班里说话也很硬气；第三部分就是我们院的孩子了。虽然学习都不错，但是因为父母不是记者、编辑，就是外文翻译，都属于臭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更是没法提，不是地主、富农，就是资本家、小业主，好多还有海外关系，说起话来往往底气不足，学工学农劳动时更是班干部监督的重点，稍慢一点就被指为怕苦怕累，有资产阶级作风。另外，班里还有几个京剧团和军艺的孩子，但那都是散兵游勇，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有时候，他们说着说着，因为“政见不同”自己就掐了起来。我只是认真地听着，因为他们说话很快，再夹杂着一些老北京话，稍不留神往往就听不懂，而我怕被人笑话，又不敢多问。
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会叫上我一起玩。但是，北方和南方不仅气候相差甚远，连小孩子玩的游戏都差别多多，北京孩子热衷的玩意我大多都不会。因此，最初的一段日子，我过得极为孤独。
家里也很安静，父母整天早出晚归。
姐姐几年前初中毕业就被分配到京郊一家工厂工作了，只有每个星期六才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再返回去。然而，父母每每说起来，却仍然感到庆幸。因为前几届的学生毕业都去了东北和内蒙的农垦、军垦。姐姐他们这届能留在北京已属十二万分的幸运。
哥哥是我们兄妹三人中天份最高的，而且始终是学校各种文体活动的中坚分子。可在1976年，他却因为人长得帅而被称为“小白脸”最不幸的是，他在参加当时竞争异常激烈的海军征兵体检的头天下午，因为和同学嬉闹，在楼梯上摔碎了两颗门牙，从而也摔碎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p。l。a。man的机会。于是，在用圆规扎烂了一块绘图橡皮后，他服从命运的安排，打起背包到农场插队去了。这一走，只能每个月回来休息4天。
所以，当那年初春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和父母一起去看花圈和诗词的就只有我了。父母的注意力当然不在游玩。而我，除了刚到北京那天，妈妈特意让出租车从广场前绕行，让我在车上看了一眼天安门外，还没有真正踩过广场上的地面呢！我禁不住兴奋异常，啊！天安门广场，祖国的心脏！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按照书上的说法，这个时候，人应该是热血沸腾的。我在人丛里东张西望一番，过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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