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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诗歌已经是尴尬的，在这个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时而澎湃，时而消退。各色人等呐喊着占据山头，然后是大旗招展，待到新一群冲击波之后，又不能留下多少值得记住的文字。 汉语言本来是很具有想象力与华美并呈的文字，所以有仓颉造字天地哭、太白吟诗鬼神哭的传说。在古汉语的肌骨里，有深邃的力量，有风花雪月，有忧国忧民，有自得其乐。可是当西方的、尤其是英语的语法和表达方式（话语系统，评论家更甚）侵入中国后，中国的诗歌似乎是得了失语症，再也不能够用朴素而纯净的汉文字来思考、言说和抒情。有时候，我觉得诗歌评论和理论是在误导诗歌的写作，本来是诗人——诗歌——诗评的方向，现在竟然是要反过来。诗歌不应该总是去作为理论的诗歌版而存在，诗歌应该是自身，毕竟诗歌是文学的最初和最高形式。 我想自己的年龄也是尴尬的，上有些理想主义的洗礼，下且带娱乐时代的潇洒，我们既自如，又伤感。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对一部分现象作了一点不全面的点评。 冷眼审视当今诗坛，与小说、散文等艺术姐妹相比，诗歌显得多么单调与寥落，窝囊与尴尬。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诗坛，只是“繁而不荣”各领风骚三五天的躁进情绪。海子、骆一禾的谢世带走了麦子和稻谷疯长的好诗，席慕蓉的柔情也曾经冲击过青年的心灵；汪国真的歌词式的浅白的诗歌竟然在九十年代乱一阵“汪诗”的热风。浮沉渣起，作秀取宠的年代，诗歌又是怎样的景况呢？
翻阅几本名声远播的诗歌杂志，我悲哀地发现矫情作秀的垃圾文字充斥其间，那些闪烁着人性光辉，散发着艺术魅力的诗歌被冷落在书页的角落，那些铺天盖地天狗吞月式的空洞诗句在刊物上竟占据着主力位置，真诚的力作却摇着冷板当后备，是诗歌变得空洞，还是生活变得空洞呢？现在的诗歌真叫人难受，词语晦涩，字里行间总在暗示着“黄色医生”类的话题。承认自己写得少的诗人不少，但承认自己写得差的却很少，有王婆卖瓜的倾向；诗评家则象轿夫、保姆似的，天天围着诗歌转，口不停言地吹捧老爷或小孩，生怕丢了那可怜的饭碗和更加可怜的名声。以我来说，我不喜欢许多诗评家都称赞的伊沙，他那种露骨的口语像顺口溜那样传唱，以带有强烈反叛性的词语来渲泄个人感情。车过黄河：“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作眉檐/眺望象个伟人/至少象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帐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是语调的反讽，语义的反讽还是意蕴的反讽呢？自认愚钝的我真看不透这首诗想说什么。我看反讽陷于一种真正难以摆脱的困境，充满着自身知与不知的双向矛盾。
当前有些诗人以个人化写作为旗号，以诗人身份特殊为幌子，拒绝人文关怀，放弃道义立场，躲避意识形态，甚至反对加入作家行列，非要弄成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个人写作成了诗人引而为荣的口号，我当然不否定个人写作，相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假大空”千篇一律的诗歌来说，个人写作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犹为突出。著名诗人于坚呼吁诗人用方言对付普通话，用“我”代替“我们”用私语代替宣言，更使个性化写作上升到显眼的位置。但个人写作出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对写作的自闭性的庇护，一种冷漠与茫茫然的时髦词语的装饰成了回避诗人应该具有的良心和精神、勇气的合法包装。那种以宣泄个人狭窄的感情，不顾写作责任的日常口语式的诗歌，实在令人心寒，使人警惕。五四时期的文化健将郭沫若在建国这后，鲜有佳作，此时身高位重的他也免不了跟着时势歌唱。“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郭沫若文革（1966）曾写出戏剧屈原诗歌女神等名篇的善于发掘历史的悲剧精神的郭沫若，他曾经在作品中展示人格与道义的美。但是读着这样的句子，那个五四文化运动的主将郭沫若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跟着领导背后，看着领导脸头眼额活着的平庸作家。这真像别林斯基所说的“在精神上和形式上带有它那时代的烙印，并且满足它那时代的要求”良知与虔诚的失落，使原本就疾病缠身的诗歌更加雪上加霜。
除了诗歌内容的空洞和写诗作秀的心态之外，想象力的贫乏和词语的超载成为诗歌一大“症结”一首诗看上去从语言到修辞都无可挑剔，可它就是不能打动人，里边没有想象力。再新鲜，奇特的语法句式也难以拯救内容上失败。我想这个毛病是诗人们撤离生活遁入象牙塔的结果，同时还与诗人们"成批"生产作品的快速诗歌流水线作业有关。因此，我想写不写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获得真正的生活，诗歌及其它的艺术品类都会顺其自然地生成。其次就是语言的陈旧与重复。对琐屑、卑微的日常生活的简单摹仿与矫情歌颂、对西方语言哲学的生吞活剥与盲目移植成为两股泛滥成灾的浪潮，使诗歌写作更象一种新兴的生产流水线。追求“技术”的新潮与操作性掏空了诗歌本体，追求形式的经典及对称、统一、均衡规整等机械美学原则使诗歌浑身布满了裁剪的刀痕。
故作深沉又无病呻吟的诗歌屡见不鲜，我以为这与社会风气、诗歌教材、人文素质有着极深的联系。试问那些沿用了了半个世纪的诗歌教材仍教育着跨世纪的新一代，使他们对诗歌的认识与理解停留在极低的水平当中。四川省的星星诗刊就“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问题展开专栏讨论，各地的诗歌爱好者都纷纷各抒已见。其中毛翰先生在陈年皇历看不得一文写到：“教科书对文学作品的遴选，实际上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重思想教化，轻艺术质地。然而，何谓作品的思想性？思想性也包括几十年无大改观的假大空腔调和粉饰太平吗？也包括在百花凋谢、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吗？”是的，那些毫无旁证空洞赞美和庸俗的叫喊也应该结束。但是愿望却常与事实相违背。这几年，我们国家政治上的大事不少，如三峡建设、小浪底建设，如悼念邓小平，如澳门回归，如纪念鸦片战争暨庆祝香港回归，如申办奥运会成功迟些日子可能还有中国加入wto，围绕每一件大事，都有成百上千篇诗作出现（其中不乏怀有用诗歌去与政治套近乎，从而捞取政治与诗歌双重资本的龌龊用心），大部分虚假而乏味，不仅浪费了文字和版面，也浪费了精力和时间，也不排除凑热闹心理。我极力反对那种刻意追逐主旋律的做法，将诗歌作为时文、社论或新闻来写。诗歌应以自由的身份进入政治，应以独立的姿态评判政治。在心灵没有被题材真正触动、浸润的情况下，让诗歌去攀附政治，正如让诗歌去迎合世故，是可鄙而可恨的。我认为，诗歌是一门艺术，艺术标准比政治标准更具有本质意义。
诗歌的期刊不多而且不景气，文学杂志给诗歌的空间相对于小说、散文来说真是少之又少，甚至到了令人可怜的地步。文化领域的诸多混乱，导致诗歌精神信仰的沦落与哀弱，价值判断的倾斜。广州诗人世宾出资一万元派发诗歌的单张，一个乞丐对他说诗歌有什么用，你给钱我吧。诗歌的现况的确令一群缪斯的追求者难堪，世人对诗歌的态度也会使他们对诗歌产生一丝怀疑。商品经济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即生活变得越来越世俗化、编者按 诗歌已经是尴尬的，在这个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时而澎湃，时而消退。各色人等呐喊着占据山头，然后是大旗招展，待到新一群冲击波之后，又不能留下多少值得记住的文字。 汉语言本来是很具有想象力与华美并呈的文字，所以有仓颉造字天地哭、太白吟诗鬼神哭的传说。在古汉语的肌骨里，有深邃的力量，有风花雪月，有忧国忧民，有自得其乐。可是当西方的、尤其是英语的语法和表达方式（话语系统，评论家更甚）侵入中国后，中国的诗歌似乎是得了失语症，再也不能够用朴素而纯净的汉文字来思考、言说和抒情。有时候，我觉得诗歌评论和理论是在误导诗歌的写作，本来是诗人——诗歌——诗评的方向，现在竟然是要反过来。诗歌不应该总是去作为理论的诗歌版而存在，诗歌应该是自身，毕竟诗歌是文学的最初和最高形式。 我想自己的年龄也是尴尬的，上有些理想主义的洗礼，下且带娱乐时代的潇洒，我们既自如，又伤感。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对一部分现象作了一点不全面的点评。市井化。诗歌有其高雅的一面，需要有对世俗的超越意识，而今天的诗人大部分都是市民百姓，让这些市民去承担超越市民价值形态的诗歌事业，即让他们去超越自身，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但是诗人与常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能够超越自身的。如果一个爱诗的人不能被诗歌养活，那么他就是用自己的血肉来养活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写作者仍然无法超越生活的圭臬和自身素质的缺陷，生活的艰辛又令他们饱受多一份疼痛，正是这份生活的疼痛导致写作信心的动摇与写作躯体的枯萎，许多人落伍，放弃。写诗歌的队伍日渐稀少。
诗歌，是一种瓷器一样光洁清脆，丝绸一样柔软细腻的东西，任何一点的强权和机械造作都会改变她的性质。过多顾及现实背景，揣测读者的心思，很容易迷失自己，也不利于诗歌写作。昨天的朦胧诗热潮已经不复存在，在这样一个物质丰厚而内心空虚的时代，这个曾被唐诗宋词照亮的国度，变得尴尬。执著前进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面对诗歌的贬值，真忍受不了灼灼伤人的失落，诗歌还要在这个尴尬日时代折腾多久。(谭瑞贞)编者按 诗歌已经是尴尬的，在这个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时而澎湃，时而消退。各色人等呐喊着占据山头，然后是大旗招展，待到新一群冲击波之后，又不能留下多少值得记住的文字。 汉语言本来是很具有想象力与华美并呈的文字，所以有仓颉造字天地哭、太白吟诗鬼神哭的传说。在古汉语的肌骨里，有深邃的力量，有风花雪月，有忧国忧民，有自得其乐。可是当西方的、尤其是英语的语法和表达方式（话语系统，评论家更甚）侵入中国后，中国的诗歌似乎是得了失语症，再也不能够用朴素而纯净的汉文字来思考、言说和抒情。有时候，我觉得诗歌评论和理论是在误导诗歌的写作，本来是诗人——诗歌——诗评的方向，现在竟然是要反过来。诗歌不应该总是去作为理论的诗歌版而存在，诗歌应该是自身，毕竟诗歌是文学的最初和最高形式。 我想自己的年龄也是尴尬的，上有些理想主义的洗礼，下且带娱乐时代的潇洒，我们既自如，又伤感。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对一部分现象作了一点不全面的点评。编者按 诗歌已经是尴尬的，在这个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时而澎湃，时而消退。各色人等呐喊着占据山头，然后是大旗招展，待到新一群冲击波之后，又不能留下多少值得记住的文字。 汉语言本来是很具有想象力与华美并呈的文字，所以有仓颉造字天地哭、太白吟诗鬼神哭的传说。在古汉语的肌骨里，有深邃的力量，有风花雪月，有忧国忧民，有自得其乐。可是当西方的、尤其是英语的语法和表达方式（话语系统，评论家更甚）侵入中国后，中国的诗歌似乎是得了失语症，再也不能够用朴素而纯净的汉文字来思考、言说和抒情。有时候，我觉得诗歌评论和理论是在误导诗歌的写作，本来是诗人——诗歌——诗评的方向，现在竟然是要反过来。诗歌不应该总是去作为理论的诗歌版而存在，诗歌应该是自身，毕竟诗歌是文学的最初和最高形式。 我想自己的年龄也是尴尬的... -->>
编者按 诗歌已经是尴尬的，在这个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时而澎湃，时而消退。各色人等呐喊着占据山头，然后是大旗招展，待到新一群冲击波之后，又不能留下多少值得记住的文字。 汉语言本来是很具有想象力与华美并呈的文字，所以有仓颉造字天地哭、太白吟诗鬼神哭的传说。在古汉语的肌骨里，有深邃的力量，有风花雪月，有忧国忧民，有自得其乐。可是当西方的、尤其是英语的语法和表达方式（话语系统，评论家更甚）侵入中国后，中国的诗歌似乎是得了失语症，再也不能够用朴素而纯净的汉文字来思考、言说和抒情。有时候，我觉得诗歌评论和理论是在误导诗歌的写作，本来是诗人——诗歌——诗评的方向，现在竟然是要反过来。诗歌不应该总是去作为理论的诗歌版而存在，诗歌应该是自身，毕竟诗歌是文学的最初和最高形式。 我想自己的年龄也是尴尬的，上有些理想主义的洗礼，下且带娱乐时代的潇洒，我们既自如，又伤感。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对一部分现象作了一点不全面的点评。 冷眼审视当今诗坛，与小说、散文等艺术姐妹相比，诗歌显得多么单调与寥落，窝囊与尴尬。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诗坛，只是“繁而不荣”各领风骚三五天的躁进情绪。海子、骆一禾的谢世带走了麦子和稻谷疯长的好诗，席慕蓉的柔情也曾经冲击过青年的心灵；汪国真的歌词式的浅白的诗歌竟然在九十年代乱一阵“汪诗”的热风。浮沉渣起，作秀取宠的年代，诗歌又是怎样的景况呢？
翻阅几本名声远播的诗歌杂志，我悲哀地发现矫情作秀的垃圾文字充斥其间，那些闪烁着人性光辉，散发着艺术魅力的诗歌被冷落在书页的角落，那些铺天盖地天狗吞月式的空洞诗句在刊物上竟占据着主力位置，真诚的力作却摇着冷板当后备，是诗歌变得空洞，还是生活变得空洞呢？现在的诗歌真叫人难受，词语晦涩，字里行间总在暗示着“黄色医生”类的话题。承认自己写得少的诗人不少，但承认自己写得差的却很少，有王婆卖瓜的倾向；诗评家则象轿夫、保姆似的，天天围着诗歌转，口不停言地吹捧老爷或小孩，生怕丢了那可怜的饭碗和更加可怜的名声。以我来说，我不喜欢许多诗评家都称赞的伊沙，他那种露骨的口语像顺口溜那样传唱，以带有强烈反叛性的词语来渲泄个人感情。车过黄河：“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作眉檐/眺望象个伟人/至少象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帐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是语调的反讽，语义的反讽还是意蕴的反讽呢？自认愚钝的我真看不透这首诗想说什么。我看反讽陷于一种真正难以摆脱的困境，充满着自身知与不知的双向矛盾。
当前有些诗人以个人化写作为旗号，以诗人身份特殊为幌子，拒绝人文关怀，放弃道义立场，躲避意识形态，甚至反对加入作家行列，非要弄成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个人写作成了诗人引而为荣的口号，我当然不否定个人写作，相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假大空”千篇一律的诗歌来说，个人写作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犹为突出。著名诗人于坚呼吁诗人用方言对付普通话，用“我”代替“我们”用私语代替宣言，更使个性化写作上升到显眼的位置。但个人写作出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对写作的自闭性的庇护，一种冷漠与茫茫然的时髦词语的装饰成了回避诗人应该具有的良心和精神、勇气的合法包装。那种以宣泄个人狭窄的感情，不顾写作责任的日常口语式的诗歌，实在令人心寒，使人警惕。五四时期的文化健将郭沫若在建国这后，鲜有佳作，此时身高位重的他也免不了跟着时势歌唱。“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郭沫若文革（1966）曾写出戏剧屈原诗歌女神等名篇的善于发掘历史的悲剧精神的郭沫若，他曾经在作品中展示人格与道义的美。但是读着这样的句子，那个五四文化运动的主将郭沫若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跟着领导背后，看着领导脸头眼额活着的平庸作家。这真像别林斯基所说的“在精神上和形式上带有它那时代的烙印，并且满足它那时代的要求”良知与虔诚的失落，使原本就疾病缠身的诗歌更加雪上加霜。
除了诗歌内容的空洞和写诗作秀的心态之外，想象力的贫乏和词语的超载成为诗歌一大“症结”一首诗看上去从语言到修辞都无可挑剔，可它就是不能打动人，里边没有想象力。再新鲜，奇特的语法句式也难以拯救内容上失败。我想这个毛病是诗人们撤离生活遁入象牙塔的结果，同时还与诗人们"成批"生产作品的快速诗歌流水线作业有关。因此，我想写不写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获得真正的生活，诗歌及其它的艺术品类都会顺其自然地生成。其次就是语言的陈旧与重复。对琐屑、卑微的日常生活的简单摹仿与矫情歌颂、对西方语言哲学的生吞活剥与盲目移植成为两股泛滥成灾的浪潮，使诗歌写作更象一种新兴的生产流水线。追求“技术”的新潮与操作性掏空了诗歌本体，追求形式的经典及对称、统一、均衡规整等机械美学原则使诗歌浑身布满了裁剪的刀痕。
故作深沉又无病呻吟的诗歌屡见不鲜，我以为这与社会风气、诗歌教材、人文素质有着极深的联系。试问那些沿用了了半个世纪的诗歌教材仍教育着跨世纪的新一代，使他们对诗歌的认识与理解停留在极低的水平当中。四川省的星星诗刊就“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问题展开专栏讨论，各地的诗歌爱好者都纷纷各抒已见。其中毛翰先生在陈年皇历看不得一文写到：“教科书对文学作品的遴选，实际上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重思想教化，轻艺术质地。然而，何谓作品的思想性？思想性也包括几十年无大改观的假大空腔调和粉饰太平吗？也包括在百花凋谢、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吗？”是的，那些毫无旁证空洞赞美和庸俗的叫喊也应该结束。但是愿望却常与事实相违背。这几年，我们国家政治上的大事不少，如三峡建设、小浪底建设，如悼念邓小平，如澳门回归，如纪念鸦片战争暨庆祝香港回归，如申办奥运会成功迟些日子可能还有中国加入wto，围绕每一件大事，都有成百上千篇诗作出现（其中不乏怀有用诗歌去与政治套近乎，从而捞取政治与诗歌双重资本的龌龊用心），大部分虚假而乏味，不仅浪费了文字和版面，也浪费了精力和时间，也不排除凑热闹心理。我极力反对那种刻意追逐主旋律的做法，将诗歌作为时文、社论或新闻来写。诗歌应以自由的身份进入政治，应以独立的姿态评判政治。在心灵没有被题材真正触动、浸润的情况下，让诗歌去攀附政治，正如让诗歌去迎合世故，是可鄙而可恨的。我认为，诗歌是一门艺术，艺术标准比政治标准更具有本质意义。
诗歌的期刊不多而且不景气，文学杂志给诗歌的空间相对于小说、散文来说真是少之又少，甚至到了令人可怜的地步。文化领域的诸多混乱，导致诗歌精神信仰的沦落与哀弱，价值判断的倾斜。广州诗人世宾出资一万元派发诗歌的单张，一个乞丐对他说诗歌有什么用，你给钱我吧。诗歌的现况的确令一群缪斯的追求者难堪，世人对诗歌的态度也会使他们对诗歌产生一丝怀疑。商品经济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即生活变得越来越世俗化、编者按 诗歌已经是尴尬的，在这个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时而澎湃，时而消退。各色人等呐喊着占据山头，然后是大旗招展，待到新一群冲击波之后，又不能留下多少值得记住的文字。 汉语言本来是很具有想象力与华美并呈的文字，所以有仓颉造字天地哭、太白吟诗鬼神哭的传说。在古汉语的肌骨里，有深邃的力量，有风花雪月，有忧国忧民，有自得其乐。可是当西方的、尤其是英语的语法和表达方式（话语系统，评论家更甚）侵入中国后，中国的诗歌似乎是得了失语症，再也不能够用朴素而纯净的汉文字来思考、言说和抒情。有时候，我觉得诗歌评论和理论是在误导诗歌的写作，本来是诗人——诗歌——诗评的方向，现在竟然是要反过来。诗歌不应该总是去作为理论的诗歌版而存在，诗歌应该是自身，毕竟诗歌是文学的最初和最高形式。 我想自己的年龄也是尴尬的，上有些理想主义的洗礼，下且带娱乐时代的潇洒，我们既自如，又伤感。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对一部分现象作了一点不全面的点评。市井化。诗歌有其高雅的一面，需要有对世俗的超越意识，而今天的诗人大部分都是市民百姓，让这些市民去承担超越市民价值形态的诗歌事业，即让他们去超越自身，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但是诗人与常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能够超越自身的。如果一个爱诗的人不能被诗歌养活，那么他就是用自己的血肉来养活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写作者仍然无法超越生活的圭臬和自身素质的缺陷，生活的艰辛又令他们饱受多一份疼痛，正是这份生活的疼痛导致写作信心的动摇与写作躯体的枯萎，许多人落伍，放弃。写诗歌的队伍日渐稀少。
诗歌，是一种瓷器一样光洁清脆，丝绸一样柔软细腻的东西，任何一点的强权和机械造作都会改变她的性质。过多顾及现实背景，揣测读者的心思，很容易迷失自己，也不利于诗歌写作。昨天的朦胧诗热潮已经不复存在，在这样一个物质丰厚而内心空虚的时代，这个曾被唐诗宋词照亮的国度，变得尴尬。执著前进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面对诗歌的贬值，真忍受不了灼灼伤人的失落，诗歌还要在这个尴尬日时代折腾多久。(谭瑞贞)编者按 诗歌已经是尴尬的，在这个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时而澎湃，时而消退。各色人等呐喊着占据山头，然后是大旗招展，待到新一群冲击波之后，又不能留下多少值得记住的文字。 汉语言本来是很具有想象力与华美并呈的文字，所以有仓颉造字天地哭、太白吟诗鬼神哭的传说。在古汉语的肌骨里，有深邃的力量，有风花雪月，有忧国忧民，有自得其乐。可是当西方的、尤其是英语的语法和表达方式（话语系统，评论家更甚）侵入中国后，中国的诗歌似乎是得了失语症，再也不能够用朴素而纯净的汉文字来思考、言说和抒情。有时候，我觉得诗歌评论和理论是在误导诗歌的写作，本来是诗人——诗歌——诗评的方向，现在竟然是要反过来。诗歌不应该总是去作为理论的诗歌版而存在，诗歌应该是自身，毕竟诗歌是文学的最初和最高形式。 我想自己的年龄也是尴尬的，上有些理想主义的洗礼，下且带娱乐时代的潇洒，我们既自如，又伤感。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对一部分现象作了一点不全面的点评。编者按 诗歌已经是尴尬的，在这个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时而澎湃，时而消退。各色人等呐喊着占据山头，然后是大旗招展，待到新一群冲击波之后，又不能留下多少值得记住的文字。 汉语言本来是很具有想象力与华美并呈的文字，所以有仓颉造字天地哭、太白吟诗鬼神哭的传说。在古汉语的肌骨里，有深邃的力量，有风花雪月，有忧国忧民，有自得其乐。可是当西方的、尤其是英语的语法和表达方式（话语系统，评论家更甚）侵入中国后，中国的诗歌似乎是得了失语症，再也不能够用朴素而纯净的汉文字来思考、言说和抒情。有时候，我觉得诗歌评论和理论是在误导诗歌的写作，本来是诗人——诗歌——诗评的方向，现在竟然是要反过来。诗歌不应该总是去作为理论的诗歌版而存在，诗歌应该是自身，毕竟诗歌是文学的最初和最高形式。 我想自己的年龄也是尴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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