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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在一个寒冷的圣诞之夜,一个贫苦的孩子突然来到一位农民家。这位农民富有同情心,他仁慈地接待了这个孩子。孩子临走折了支树枝插在地上,顷刻之间,就长成一棵小树,上面挂满礼物。孩子说:“愿它年年如此,报答你的恩情”
知恩图报本是人之常情,可是有时候,在不经意间,我们疏忽了这份情感。
圣诞前夜,有人告诉我,刘伯伯曾让他帮助过我。
刘伯伯是我父亲的大学同学。我对他的最初记忆是在十多年前,他和妻子张阿姨调去市里时,曾给我买过一件裙子,那件裙子的漂亮很能满足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虚荣心,我连续穿了好几个夏天。之后十多年间,他随着官位升迁,几易居住地,父亲和他也没了联系。对我来说,更是记忆的完全中断,再以后,他从北京调回市里任职,我经常从电视上看到他。但由于他的身居高位和那么多年时空的隔断,父亲一直和他没有什么交往。两年前,他得了重病,回京治疗。
现在,却突然有人告诉我,刘伯伯曾婉转地要求他的下属,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去帮助他老同学的孩子。而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也不知道。我无法想象,刘伯伯每天要面对那么繁忙的各类事务,他怎么还能关注到这样的小事情,那么多年官场的磨砺,他竟仍是性情中人。
我想在电话里对他说一声谢谢,可是却听到了他病危的消息。他已进入癌晚期,有很多的并发症,这一切对他肉体的折磨是残酷的,对他的精神又将是怎样的摧残?他怎么能舍下这辉煌的事业,这尚属壮年的生命,他怎么面对结发的妻和还需扶助的儿。他一定是不甘、不甘、不甘心呀!可是在天命面前,一切人都无能为力。
面对已气若游丝的丈夫,张阿姨的发在一夜就白了,张阿姨的心在一瞬间就已碎裂,我想去抚慰她的柔弱、她的悲伤,可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想对他们说声谢谢,却又没勇气在这个时候拨通电话,这遗憾将成为永远
我想起了陈,她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她很美丽,美丽中是深深的忧郁,被我的同学们称为“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她教我们时尚未结婚,就把全部的精力和感情投注在教学上。
她很重视我。有时一节课竟提问我两次,而且在我每篇作文的后面都写很长的评语。可我对她却很敌视,因为我们班好多同学都不喜欢她经常的忧郁和过份的细致,我也固执地认为,如果接受她的偏爱,就是“脱离群众”我宁可做同学的好同学,也不会做老师的好学生。我们无视她的语重心长、她的谆谆教诲;我们没发现,我们对唐诗、尤其是宋词的欣赏和记忆能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不在乎她无缘无故、不求任何回报的爱护,我回报她的只有反抗和不配合。
后来,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也是圣诞节前后的日子,我突然想起了她,感到了她曾给予过我的温暖。我才知道,她的细声软语对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呵护和指导,她的无缘无故不求回报的爱是多么的厚重。当我在世事艰难中懂得这真情可贵的时候,陈老师已随丈夫调去了另一座城市。我想对她说声谢谢,更想对她说声对不起,可是,这份感激和忏悔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当面说出呢?
还有一位是素不相识的人。他曾是市报的副刊编辑,姓鲍。在我19岁时,一时兴起,涂抹了一篇小东西寄到市报,没想到,过了不到一星期,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它,编辑这篇稿子的就是鲍喜章老师。对于他,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对我来说,却是莫大的鼓励和帮助。之后,每每我有稿子寄去,不论是刊发还是退回,我都能看到他鼓励的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编辑老师”这四个字是我在信纸上使用频率最多的称谓,那些信都是寄给鲍老师的。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用拙劣的笔写小小的不起眼的文章,这份坚持一半应该归功于鲍老师。这十多年我已知道“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我生活的乐趣、人生的意义,在我无助时它给我依托,在我痛苦时它给我快乐,而这快乐的源头来自鲍老师最初的鼓励和帮助。
几年前,鲍老师调去了其它岗位。开始的两年,我还在圣诞节前给他寄张贺卡。后来,我以忙为借口,以为了真正融入生活为理由,把诸如写信、寄贺卡这类的闲情逸致都从快节奏的生活中删除,我的生活开始变得简单,我的语言变得简洁,我尽量简化生活的细节和程序,却不知,幸福潜藏在细节里,快乐蕴涵在过程中。我和鲍老师就这样的渐渐失去了联系,而在这以后,我才发现,我曾在纸上对他说过很多,但却从未对他说过一声谢谢,这真是我的无知和无礼。
圣诞树年年挂满礼物,美丽着人们对新一年的梦想,那神奇的传说使我们记取感恩的情谊。我想起了这些在流走的岁月中给予过我帮助的人,曾接受了涌泉之恩,却无滴水相报,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有,在心中常有一棵挂满礼物的圣诞树,用以感激,用以报答。
传说,在一个寒冷的圣诞之夜,一个贫苦的孩子突然来到一位农民家。这位农民富有同情心,他仁慈地接待了这个孩子。孩子临走折了支树枝插在地上,顷刻之间,就长成一棵小树,上面挂满礼物。孩子说:“愿它年年如此,报答你的恩情”
知恩图报本是人之常情,可是有时候,在不经意间,我们疏忽了这份情感。
圣诞前夜,有人告诉我,刘伯伯曾让他帮助过我。
刘伯伯是我父亲的大学同学。我对他的最初记忆是在十多年前,他和妻子张阿姨调去市里时,曾给我买过一件裙子,那件裙子的漂亮很能满足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虚荣心,我连续穿了好几个夏天。之后十多年间,他随着官位升迁,几易居住地,父亲和他也没了联系。对我来说,更是记忆的完全中断,再以后,他从北京调回市里任职,我经常从电视上看到他。但由于他的身居高位和那么多年时空的隔断,父亲一直和他没有什么交往。两年前,他得了重病,回京治疗。
现在,却突然有人告诉我,刘伯伯曾婉转地要求他的下属,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去帮助他老同学的孩子。而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也不知道。我无法想象,刘伯伯每天要面对那么繁忙的各类事务,他怎么还能关注到这样的小事情,那么多年官场的磨砺,他竟仍是性情中人。
我想在电话里对他说一声谢谢,可是却听到了他病危的消息。他已进入癌晚期,有很多的并发症,这一切对他肉体的折磨是残酷的,对他的精神又将是怎样的摧残?他怎么能舍下这辉煌的事业,这尚属壮年的生命,他怎么面对结发的妻和还需扶助的儿。他一定是不甘、不甘、不甘心呀!可是在天命面前,一切人都无能为力。
面对已气若游丝的丈夫,张阿姨的发在一夜就白了,张阿姨的心在一瞬间就已碎裂,我想去抚慰她的柔弱、她的悲伤,可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想对他们说声谢谢,却又没勇气在这个时候拨通电话,这遗憾将成为永远
我想起了陈,她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她很美丽,美丽中是深深的忧郁,被我的同学们称为“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她教我们时尚未结婚,就把全部的精力和感情投注在教学上。
她很重视我。有时一节课竟提问我两次,而且在我每篇作文的后面都写很长的评语。可我对她却很敌视,因为我们班好多同学都不喜欢她经常的忧郁和过份的细致,我也固执地认为,如果接受她的偏爱,就是“脱离群众”我宁可做同学的好同学,也不会做老师的好学生。我们无视她的语重心长、她的谆谆教诲;我们没发现,我们对唐诗、尤其是宋词的欣赏和记忆能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不在乎她无缘无故、不求任何回报的爱护,我回报她的只有反抗和不配合。
后来,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也是圣诞节前后的日子,我突然想起了她,感到了她曾给予过我的温暖。我才知道,她的细声软语对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呵护和指导,她的无缘无故不求回报的爱是多么的厚重。当我在世事艰难中懂得这真情可贵的时候,陈老师已随丈夫调去了另一座城市。我想对她说声谢谢,更想对她说声对不起,可是,这份感激和忏悔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当面说出呢?
还有一位是素不相识的人。他曾是市报的副刊编辑,姓鲍。在我19岁时,一时兴起,涂抹了一篇小东西寄到市报,没想到,过了不到一星期,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它,编辑这篇稿子的就是鲍喜章老师。对于他,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对我来说,却是莫大的鼓励和帮助。之后,每每我有稿子寄去,不论是刊发还是退回,我都能看到他鼓励的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编辑老师”这四个字是我在信纸上使用频率最多的称谓,那些信都是寄给鲍老师的。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用拙劣的笔写小小的不起眼的文章,这份坚持一半应该归功于鲍老师。这十多年我已知道“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我生活的乐趣、人生的意义,在我无助时它给我依托,在我痛苦时它给我快乐,而这快乐的源头来自鲍老师最初的鼓励和帮助。
几年前,鲍老师调去了其它岗位。开始的两年,我还在圣诞节前给他寄张贺卡。后来,我以忙为借口,以为了真正融入生活为理由,把诸如写信、寄贺卡这类的闲情逸致都从快节奏的生活中删除,我的生活开始变得简单,我的语言变得简洁,我尽量简化生活的细节和程序,却不知,幸福潜藏在细节里,快乐蕴涵在过程中。我和鲍老师就这样的渐渐失去了联系,而在这以后,我才发现,我曾在纸上对他说过很多,但却从未对他说过一声谢谢,这真是我的无知和无礼。
圣诞树年年挂满礼物,美丽着人们对新一年的梦想,那神奇的传说使我们记取感恩的情谊。我想起了这些在流走的岁月中给予过我帮助的人,曾接受了涌泉之恩,却无滴水相报,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有,在心中常有一棵挂满礼物的圣诞树,用以感激,用以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