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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一个人，对于父母来说，我是个没良心的小恶人（在5岁时我就学会拿着一把棒棒糖傲然出走），对于师长或昔日杂志社领导、同事来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聪明人（专业精通，喜怒无常，只要看过开头就猜得出任何一部电影或一个故事的结尾），对于众多男人来说，我算得上春光滟涟的小美人（有一双日本卡通片里女孩特有的大眼睛和一个如可可·夏奈尔的长脖子）。而在我自己眼里，我是个很不怎么样的女孩子，尽管有朝一日可能会推也推不掉地成为名女人。
我的曾祖母在世时经常说，“人的命运好比一根风筝线，一端在地上，另一端在天上。上天入地都逃不过这命的，”或者说，“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
她是一个头发雪白，个子小小的老年人，像白线团一样终日坐在一把摇椅上，据说很多人相信她有特异通灵能力，曾经成功预测过1987年那次上海3级小地震，也准确地在死前3天向家人通告了她的死期。她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父母家的墙壁上，他们认为她继续在保佑全家。也正是我的曾祖母预言了我会成为舞文弄墨的才女，文曲星照在我头顶，墨水充满了我的肚子，她说我终将出人头地。
在大学里我经常给一些我暗恋的对象写信，那些情书声情并茂，几乎使我出手必胜。在杂志社里我采写的人物故事像小说一样情节曲折、语言优美，以至于经常使真的变得像假的，假的变得像真的。
在终于意识到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浪费我的写作天才后，我辞了那份高薪的工作，为此我的父母对我再次感到绝望，当初还是我父亲四处托人才得到那份工作的。
“你这小孩到底是不是我生的？怎么老是头上长角脚上长刺？你说你折腾来折腾去为了个什么呢？”妈妈说。她是个柔美而憔悴的女人，她把她的一生都花在给丈夫烫衬衣给女儿寻找一条幸福大道上，她不能接受婚前性行为，也绝不能容忍女孩子穿紧身T恤时不穿胸罩故意露出乳头的形状。
“终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人活在世上安稳踏实最重要，人家张爱玲也说，人生还是以安稳做底子的。”爸爸说，他知道我喜欢张爱玲。爸爸是个微胖的喜欢抽雪茄喜欢和年轻人谈心的大学历史系教授，风度翩翩，从小就对我溺爱有加，在我3岁的时候就训练我欣赏“波西米亚人”这样的歌剧。他总是担心我长大后会被色狼骗色骗心，他说我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宝贝，我应该慎重地对待男人，不要为了男人哭泣。
“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隔了100条代沟。还是互相尊重，不要强求算了。反正说也白说的。我25岁了，我要成为作家，虽然这个职业现在挺过时的，但我会让写作变得很酷很时髦。”我说。
在遇到天天后我决定搬出去，家里又是一阵轩然大波，可以把太平洋掀翻。
“我拿你没有办法，是好是坏你走着瞧吧，就当没养你这个小孩。”妈妈几乎是尖叫着说，脸上有种被狠狠打了一拳的表情。
“你让你妈妈伤心了，”爸爸说，“我也很灰心，你这样的女孩最后要吃亏的。听你说那个男孩的家庭古怪，他父亲死得不明不白，那么他本人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可靠呢？”
“相信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说。很快我拿着一支牙刷、一些衣服，一些唱片和一箱书走了。
唱机前方的地板上泛着琥珀色的太阳光，像泼翻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在一帮衣冠楚楚的美国人离开后，咖啡店恢复了安静，老杨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堡电话粥。蜘蛛懒懒地倚着窗，吃一块客人吃剩下的巧克力松饼（他老干这事，以此来体现他动物般的生存能力），窗外是栽着悬铃木的马路，城市的景色在夏季里发绿发亮，像欧洲电影里的一种情绪。
“CoCo，你无聊的时候会做什么？”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无聊的时候当然是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还能做什么？”我说，“好比是现在。”
“昨天晚上我也很无聊，我选择上网Chat，同时与10个人Chat蛮爽的。”于是我注意到他那半圆形的黑眼圈，就像两只调羹印一样浮在脸上。
“我认识了一个叫媚儿的人，看样子倒不像是那种男扮女装的，她说自己很漂亮，还是处女。”
“现在这时候，处女也疯狂，你知不知道？”我笑起来。不管怎样，那个女孩口出此言，脸皮也蛮厚的。
“我觉得这媚儿说话挺酷的，”他没笑，“我发现我们的生活理想惊人地相似，我们都想恶狠狠地赚一笔钱，然后环游全地球。”
“听上去像《天生杀人狂》里的一对男女。”我好奇地说，“那么，钱怎么赚？”
“开店，抢银行，做鸡做鸭都行啊。”他大言不惭，半真半假。
“目前我就有个计划，”他俯头过来，在我耳边低语了几句，让我吓了一大跳，“不行，这不行，你发神经啊。”我连连摇头。
这小子居然想要和我联手偷店里的钱。他观察下来，发现老杨每晚都把钱装进一个迷你保险箱，积满一个月后再去银行存上。他有一个朋友专撬各类保险箱，他的计划就是请来那个职业小偷，来个里外串通，众人联手，把钱卷光光再来个脚下滑溜溜，当然事后还得造成是无名小偷串入店里行窃的假象。
日子也定好了，下星期二就是蜘蛛的生日，恰逢我和他当夜班，他将以庆祝生日为由邀请老杨喝酒，把老杨灌得晕晕乎乎的就成了。
蜘蛛的话便我感到紧张，甚至有轻微的胃绞痛。
“千万不要做梦，忘掉那事吧，想点别的来转移注意力，哎，不会是那个媚儿的主意吧？”
“嘘！”他示意我老杨已经打完电话往这边走来。我紧紧闭上嘴，惟恐泄露一点点刚才的密谋内容。
店门被推开，我看见天天走进来。我的胃感到一阵温暖，他穿灰色衬衫黑色的灯芯绒裤，手里拿着一本书，头发有点长有点乱，眼睛有点近视有点湿，嘴唇有点笑意有点冷，这几乎是我的甜蜜爱人的标准像。
“老公来了，开心是开心得来。”老杨趁机起哄，一口上海话带着评弹的口音。他其实是个性格简单、和和气气的好人。
天天被他这么一说，表情拘谨起来，我端着一份卡布基诺咖啡走过去，轻轻握住他的手。
“还有45分钟，我等你下班。”他看看手表低声说。
“蜘蛛肯定是想钱想疯了。”我忿忿地说。对面的墙上印出我夸张挥舞的双臂。小圆桌上点着蜡烛，我和天天坐在桌边，在围棋盘上下五子棋。
“智商高的人一旦产生犯罪的念头，真是比得狂犬病还糟，会用电脑偷银行的钱、用电子炸药消灭飞机和船、用看... -->>
我是这样一个人，对于父母来说，我是个没良心的小恶人（在5岁时我就学会拿着一把棒棒糖傲然出走），对于师长或昔日杂志社领导、同事来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聪明人（专业精通，喜怒无常，只要看过开头就猜得出任何一部电影或一个故事的结尾），对于众多男人来说，我算得上春光滟涟的小美人（有一双日本卡通片里女孩特有的大眼睛和一个如可可·夏奈尔的长脖子）。而在我自己眼里，我是个很不怎么样的女孩子，尽管有朝一日可能会推也推不掉地成为名女人。
我的曾祖母在世时经常说，“人的命运好比一根风筝线，一端在地上，另一端在天上。上天入地都逃不过这命的，”或者说，“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
她是一个头发雪白，个子小小的老年人，像白线团一样终日坐在一把摇椅上，据说很多人相信她有特异通灵能力，曾经成功预测过1987年那次上海3级小地震，也准确地在死前3天向家人通告了她的死期。她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父母家的墙壁上，他们认为她继续在保佑全家。也正是我的曾祖母预言了我会成为舞文弄墨的才女，文曲星照在我头顶，墨水充满了我的肚子，她说我终将出人头地。
在大学里我经常给一些我暗恋的对象写信，那些情书声情并茂，几乎使我出手必胜。在杂志社里我采写的人物故事像小说一样情节曲折、语言优美，以至于经常使真的变得像假的，假的变得像真的。
在终于意识到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浪费我的写作天才后，我辞了那份高薪的工作，为此我的父母对我再次感到绝望，当初还是我父亲四处托人才得到那份工作的。
“你这小孩到底是不是我生的？怎么老是头上长角脚上长刺？你说你折腾来折腾去为了个什么呢？”妈妈说。她是个柔美而憔悴的女人，她把她的一生都花在给丈夫烫衬衣给女儿寻找一条幸福大道上，她不能接受婚前性行为，也绝不能容忍女孩子穿紧身T恤时不穿胸罩故意露出乳头的形状。
“终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人活在世上安稳踏实最重要，人家张爱玲也说，人生还是以安稳做底子的。”爸爸说，他知道我喜欢张爱玲。爸爸是个微胖的喜欢抽雪茄喜欢和年轻人谈心的大学历史系教授，风度翩翩，从小就对我溺爱有加，在我3岁的时候就训练我欣赏“波西米亚人”这样的歌剧。他总是担心我长大后会被色狼骗色骗心，他说我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宝贝，我应该慎重地对待男人，不要为了男人哭泣。
“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隔了100条代沟。还是互相尊重，不要强求算了。反正说也白说的。我25岁了，我要成为作家，虽然这个职业现在挺过时的，但我会让写作变得很酷很时髦。”我说。
在遇到天天后我决定搬出去，家里又是一阵轩然大波，可以把太平洋掀翻。
“我拿你没有办法，是好是坏你走着瞧吧，就当没养你这个小孩。”妈妈几乎是尖叫着说，脸上有种被狠狠打了一拳的表情。
“你让你妈妈伤心了，”爸爸说，“我也很灰心，你这样的女孩最后要吃亏的。听你说那个男孩的家庭古怪，他父亲死得不明不白，那么他本人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可靠呢？”
“相信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说。很快我拿着一支牙刷、一些衣服，一些唱片和一箱书走了。
唱机前方的地板上泛着琥珀色的太阳光，像泼翻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在一帮衣冠楚楚的美国人离开后，咖啡店恢复了安静，老杨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堡电话粥。蜘蛛懒懒地倚着窗，吃一块客人吃剩下的巧克力松饼（他老干这事，以此来体现他动物般的生存能力），窗外是栽着悬铃木的马路，城市的景色在夏季里发绿发亮，像欧洲电影里的一种情绪。
“CoCo，你无聊的时候会做什么？”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无聊的时候当然是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还能做什么？”我说，“好比是现在。”
“昨天晚上我也很无聊，我选择上网Chat，同时与10个人Chat蛮爽的。”于是我注意到他那半圆形的黑眼圈，就像两只调羹印一样浮在脸上。
“我认识了一个叫媚儿的人，看样子倒不像是那种男扮女装的，她说自己很漂亮，还是处女。”
“现在这时候，处女也疯狂，你知不知道？”我笑起来。不管怎样，那个女孩口出此言，脸皮也蛮厚的。
“我觉得这媚儿说话挺酷的，”他没笑，“我发现我们的生活理想惊人地相似，我们都想恶狠狠地赚一笔钱，然后环游全地球。”
“听上去像《天生杀人狂》里的一对男女。”我好奇地说，“那么，钱怎么赚？”
“开店，抢银行，做鸡做鸭都行啊。”他大言不惭，半真半假。
“目前我就有个计划，”他俯头过来，在我耳边低语了几句，让我吓了一大跳，“不行，这不行，你发神经啊。”我连连摇头。
这小子居然想要和我联手偷店里的钱。他观察下来，发现老杨每晚都把钱装进一个迷你保险箱，积满一个月后再去银行存上。他有一个朋友专撬各类保险箱，他的计划就是请来那个职业小偷，来个里外串通，众人联手，把钱卷光光再来个脚下滑溜溜，当然事后还得造成是无名小偷串入店里行窃的假象。
日子也定好了，下星期二就是蜘蛛的生日，恰逢我和他当夜班，他将以庆祝生日为由邀请老杨喝酒，把老杨灌得晕晕乎乎的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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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做梦，忘掉那事吧，想点别的来转移注意力，哎，不会是那个媚儿的主意吧？”
“嘘！”他示意我老杨已经打完电话往这边走来。我紧紧闭上嘴，惟恐泄露一点点刚才的密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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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来了，开心是开心得来。”老杨趁机起哄，一口上海话带着评弹的口音。他其实是个性格简单、和和气气的好人。
天天被他这么一说，表情拘谨起来，我端着一份卡布基诺咖啡走过去，轻轻握住他的手。
“还有45分钟，我等你下班。”他看看手表低声说。
“蜘蛛肯定是想钱想疯了。”我忿忿地说。对面的墙上印出我夸张挥舞的双臂。小圆桌上点着蜡烛，我和天天坐在桌边，在围棋盘上下五子棋。
“智商高的人一旦产生犯罪的念头，真是比得狂犬病还糟，会用电脑偷银行的钱、用电子炸药消灭飞机和船、用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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