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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钧都没看出虎子表达什么意思，哑巴激动得哇哇叫，拍着胸脯，证明他没胡说，虎子都给他证明了。
指指虎子，意思是虎子打那几个滚证明了他说的意思。
莫非虎子和哑巴心灵相通，自有一番语言？
赵大钧问我，哑巴说的话可靠不可靠。
我说“你可别小看虎子，虎子真通人性，拉着哑巴去看热闹，当然了，也许虎子是瞎猫碰死耗子，”
赵大钧不以为然，“一个哑巴都说不清的事，一个狗能说清吗。”也是，这俩都不是能说清事的人。
“郑组长让我问问你，哑巴能分清谁是谁吗？”
我给赵大钧解释，要说哑巴别的分不清，有情可原，可分清谁是谁，哪个女孩是哪个，哑巴一门灵，哑巴就有这个本事，或者叫爱好，全连一百多女知青，他能一一模仿出每个人的特点，谁是谁，有什么特点，他一比划，你就知道说得是谁，不带混淆。没事了，他就给男女知青配对，说这个和那个合适，那个和这个合适。
哑巴这方面的能耐比好人都强。配的还挺准，“给我就配过好几个，给李建国也配过。要不，给你也来一个……”
赵大钧把情况向郑组长做了汇报，郑组长点点头，看来哑巴没瞎说，可女知青为什么不承认呢，
他骂道，“让你们知青承认强个奸怎么这么难。”
赵大钧也不知道怎么办好，郑组长冷静了下来，说这事要慎重，女孩不承认就不能做数，得掌握政策，当事人不承认，不能硬安。
“你找找你那个哥们想想办法。”
赵大钧屁颠屁颠跑来找我，说郑组长夸我了，说你那个哥们叫什么的，不是挺有办法吗，上次做周明义的工作做得不错，让他想个办法。赵大钧说郑组长对我印象老好了。
我不信，“印象老好，连我的名都叫不上来。”
赵大钧对我一通猛夸，说他把我的名字重复了好多次，加深领导的印象，说我叫刘根，刘是姓刘的刘，根是根据地的根，他没说树根的根，说干部都有根据地情节，这样说有好处。
“加深领导印象很重要，等有了好事一定会想起你。”
我半信半疑，谁知道他说得是真的还是假的。
尽管郑组长没记住我叫什么，毕竟慧眼识珠，看出我是个人物，是个人才，周明义那么难啃的骨头都让我三言两语就拿下，说明我在作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我说，“你和郑组长说说，我的理想是从政，不是整天下大田，撅着屁股干活，我将来的发展方向是搞政工，别给我安排差了。”
赵大钧一脸的坏笑，“说白了，你就是偷懒，不想干活，想靠耍嘴皮子吃饭。”
“什么话，从政也不丢人。”
“干活就丢人了？”
在我看来，职业理论家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职业，下乡前，我差不多也算是个职业理论家了，每天口干舌燥地找人讨论理论问题，讨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自掏腰包，用自制的油印机印刷小报，还起了个名字，叫“挺进报”，和小说红岩里的一个名，
我穿着沾满浆糊和油墨的棉袄，到大街上去吆喝，散发我印的小报，还学着当年的爱国学生，站在大楼顶上，把小报从楼顶上扬下来，小报雪花一样飘下来，楼下的人抢着由天而降的报纸。
我当时忧国忧民，为国家大事操碎了心。
下了乡，我每天和土坷垃打交道，最初的新鲜感消失后，更怀念我当时的革命生涯，觉出我不当理论家，不印小报，撒传单，整天刨地，真是大材小用，可惜了。
我说，“难为郑组长高看我，真是千里马好找，伯乐难寻，我在三连一直怀才不遇，虎落平阳被犬欺，让老子累死累活，天天下大田，凭我的本事，最少也该混个班级干部，到现在还是平头百姓一个，你别不拿豆包当干粮，给我好好活动活动。”
几年的下乡，让我认识到一点，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层级生存，层级的高低和人的生存环境的优劣成正比，也使得每一个想改变生存环境的人极力想进入上一个层级。
这就是现实的生存法则。
赵大钧说，“你想当官得一步步来，别想一步登天，动不动就说你想当官，有想法不要紧，要放在心里，不要大张旗鼓的，要悄悄地进行，打枪的不要，你的事先放一放，先说工作，”
他把我的话岔开了。他说，这次，工作组遇到困难，自然又想到了你：“郑组长要你去做做那个女孩的工作。”
我说，“我又不是你们工作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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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钧都没看出虎子表达什么意思，哑巴激动得哇哇叫，拍着胸脯，证明他没胡说，虎子都给他证明了。
指指虎子，意思是虎子打那几个滚证明了他说的意思。
莫非虎子和哑巴心灵相通，自有一番语言？
赵大钧问我，哑巴说的话可靠不可靠。
我说“你可别小看虎子，虎子真通人性，拉着哑巴去看热闹，当然了，也许虎子是瞎猫碰死耗子，”
赵大钧不以为然，“一个哑巴都说不清的事，一个狗能说清吗。”也是，这俩都不是能说清事的人。
“郑组长让我问问你，哑巴能分清谁是谁吗？”
我给赵大钧解释，要说哑巴别的分不清，有情可原，可分清谁是谁，哪个女孩是哪个，哑巴一门灵，哑巴就有这个本事，或者叫爱好，全连一百多女知青，他能一一模仿出每个人的特点，谁是谁，有什么特点，他一比划，你就知道说得是谁，不带混淆。没事了，他就给男女知青配对，说这个和那个合适，那个和这个合适。
哑巴这方面的能耐比好人都强。配的还挺准，“给我就配过好几个，给李建国也配过。要不，给你也来一个……”
赵大钧把情况向郑组长做了汇报，郑组长点点头，看来哑巴没瞎说，可女知青为什么不承认呢，
他骂道，“让你们知青承认强个奸怎么这么难。”
赵大钧也不知道怎么办好，郑组长冷静了下来，说这事要慎重，女孩不承认就不能做数，得掌握政策，当事人不承认，不能硬安。
“你找找你那个哥们想想办法。”
赵大钧屁颠屁颠跑来找我，说郑组长夸我了，说你那个哥们叫什么的，不是挺有办法吗，上次做周明义的工作做得不错，让他想个办法。赵大钧说郑组长对我印象老好了。
我不信，“印象老好，连我的名都叫不上来。”
赵大钧对我一通猛夸，说他把我的名字重复了好多次，加深领导的印象，说我叫刘根，刘是姓刘的刘，根是根据地的根，他没说树根的根，说干部都有根据地情节，这样说有好处。
“加深领导印象很重要，等有了好事一定会想起你。”
我半信半疑，谁知道他说得是真的还是假的。
尽管郑组长没记住我叫什么，毕竟慧眼识珠，看出我是个人物，是个人才，周明义那么难啃的骨头都让我三言两语就拿下，说明我在作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我说，“你和郑组长说说，我的理想是从政，不是整天下大田，撅着屁股干活，我将来的发展方向是搞政工，别给我安排差了。”
赵大钧一脸的坏笑，“说白了，你就是偷懒，不想干活，想靠耍嘴皮子吃饭。”
“什么话，从政也不丢人。”
“干活就丢人了？”
在我看来，职业理论家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职业，下乡前，我差不多也算是个职业理论家了，每天口干舌燥地找人讨论理论问题，讨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自掏腰包，用自制的油印机印刷小报，还起了个名字，叫“挺进报”，和小说红岩里的一个名，
我穿着沾满浆糊和油墨的棉袄，到大街上去吆喝，散发我印的小报，还学着当年的爱国学生，站在大楼顶上，把小报从楼顶上扬下来，小报雪花一样飘下来，楼下的人抢着由天而降的报纸。
我当时忧国忧民，为国家大事操碎了心。
下了乡，我每天和土坷垃打交道，最初的新鲜感消失后，更怀念我当时的革命生涯，觉出我不当理论家，不印小报，撒传单，整天刨地，真是大材小用，可惜了。
我说，“难为郑组长高看我，真是千里马好找，伯乐难寻，我在三连一直怀才不遇，虎落平阳被犬欺，让老子累死累活，天天下大田，凭我的本事，最少也该混个班级干部，到现在还是平头百姓一个，你别不拿豆包当干粮，给我好好活动活动。”
几年的下乡，让我认识到一点，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层级生存，层级的高低和人的生存环境的优劣成正比，也使得每一个想改变生存环境的人极力想进入上一个层级。
这就是现实的生存法则。
赵大钧说，“你想当官得一步步来，别想一步登天，动不动就说你想当官，有想法不要紧，要放在心里，不要大张旗鼓的，要悄悄地进行，打枪的不要，你的事先放一放，先说工作，”
他把我的话岔开了。他说，这次，工作组遇到困难，自然又想到了你：“郑组长要你去做做那个女孩的工作。”
我说，“我又不是你们工作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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